永远无法完工的房子

01‍

陈天明是个怪人，看到他建造的小楼你一定这么想。他的小楼在一块低洼的农田里，因为附近填埋一条公路，雨季的水都流向这里。楼层数上去是有困难的，层与层之间的分界并不那么明显。小楼一共有九层，主体是红色的合成板，向阳那面褪了色。木棒不规则地杵着，小楼周身垂下绳子，有的接在楼后的树桩上，有的压在院子的石堆下，这让小楼显得轻盈，像是腾空欲起，使得周围的破败失去了真实性，让人理所当然地忽略那些建筑垃圾，杂乱无章的小路，整齐排布的菜苗，散落的高大的墓碑（都是空坟，随着房子的拆迁，它们也被迁走了）。

地表上一团团草是陈天明种的，密集，蔓延开去。鸽子在楼里穿梭、出没。靠近它，会听到鸟叫声以及纯音乐。陈天明喜欢音乐，音响放在第七楼，他的卧室里。卧室大概七个平方，正好放下一张木床和桌子。八九楼的挡板因为防风需要被拆掉了，只剩下框架，否则，他一定是要住在最高一层的。

通往小楼的路有两条，一条堆满了建筑垃圾，另一条倒是还能走，是他从杭州回来后清理出来的。2018年，永兴村二组的房子被陆续削掉，村民们搬进了出租屋，同时在分来的新屋基上搭建四五层的新房，未来空房间还能出租。但陈天明一家没有。先是家里的围墙被推了，接着是樱桃树、枇杷树、梨树、石榴树、桂花树和橡皮树。陈天明接到电话，收拾行李，辞掉闪送的工作，寄出电瓶车，从杭州回到了贵州兴义。他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但没想过会待六年，还建起来这座楼。

陈天明看起来很普通，一点都不显怪异。他42岁，样子是个典型的做农活的人，个头不高，穿着格子衬衫和迷彩鞋，精瘦干练，是个平头，他戏称是“劳改犯”发型，轻便，不用打理。他友善，欢迎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进入他的房子，和我交谈时，他的贵州话一点点切换成普通话。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或许与他多年来在城市里当销售，卖刮胡刀、台湾酵素、极薄面膜、木别墅、娃娃鱼以及书法作品有关。

我第一天去，没有注意到门后午睡的狗。它惊醒时，我已经离得太近了。它狂吠着向我扑来。这只看门的黄狗是陈天明从沟里救出来收养的。陈天明出现，拉住了狗，将铁链的中间一段挂在墙上。但栓在房子周边的三条狗也跟着吠了起来。它们各自看守菜园、后院的牧草以及牛圈。严阵以待陌生人。

毕竟这样的九层房子，前来参观的陌生人并不少。一开始陈天明还带着他们上楼，后来疲倦了，也怕发生危险。如今就任由狗的叫声吓退他们。

更多的人是在不远处，从西边那条新建的道路上打量和观望这座房子。那里是这片区域地势最高的地方，原本是个野心勃勃的文化艺术旅游项目，也是永兴村拆迁、土地被征收的直接原因。项目的第一期计划在3000多亩土地上建设大剧院、文化艺术学院、博物院、科技馆、图书馆，还要在中间挖两个人工湖。外围的公路是建完了，路灯也立了起来，打出了大大的广告牌。但两年前，项目停工，用铁皮围了一圈。有人切割出了一个门进出。

如今那道门成了对这九层楼的观景地。有人把车停在那里，坐在一把折叠椅上，面朝着房子打游戏。有来写生的美院师生，也有饭后出来散步的人扎堆着，对着小楼指指点点。陈天明见惯了，他打算只听好听的话。网上说这楼是哈尔的移动城堡，是兴义的布达拉宫。

每天下午四五点，天空透亮、明朗，云容易成团出现，蓝白分明。但这是一个阴天。他知道从哪个角度欣赏他的房子。我们走到距离房子一百米西北方向的小土坡时，小雨停了，半边彩虹出现在阴沉的天空上，微弱，隐约，但让他的房子显得更清亮了。

晚饭后，他会独自一人走上楼梯，回到自己在七楼的卧室，或者去八九楼的亭子里吹吹风，享受一个人在高空之中。这大概算是一个怪异、简陋但也并不缺乏美感，可令人安居的地方。

02‍

陈天明带我攀登这个房子。

一层老瓦房是陈天明的外公在1982年建的，用沙子、石灰和稻草夯筑了半米厚的墙，粉刷，一共有三间。父母结婚时打的木床如今放在空荡的中堂，用白布包着，风一吹，布飘起来，弄出声响。1982年，陈天明在老瓦房出生。2018年，陈天明买来红色合成板和几根八米长的老电线杆，就着老瓦房的框架搭建出二三层，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老瓦房那时已经开始漏水。

当时的建造，陈天明大概也为了发泄愤怒和恐惧。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签拆迁协议，他不满意赔偿，给父母和爷爷租了房子，自己守老房，睡觉时枕头下面压了一把杀猪刀。弟弟陈天亮过几个月也从杭州回来了，帮他分担体力活。陈天明从网上学习了榫卯技术，在柱子上手动凿孔，不用机器，花了三天时间，再把横梁穿过去，固定框架。

再往上就要慢慢走了，陈天明提醒我。他很自如、自在，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但对外人而言则像是攀登。楼梯都是手作的，前期还加上脚板，后期都是一根根木头。扶手到处都是。

四楼是整座房子的关键，顶住了来自五六七八九层的压力，有两个向下的楼梯，还有两个向上的，都不在一个垂直面上。南边他建了一个小阳台，放着几个盆栽。屋后的树林残留了两棵橡树。四面八方都是安置区的楼。

2019年，陈天明开始建设四楼，把南北两边的房子连通起来。南边是父亲陈朝元在平房上砌的一层砖房，陈天明又在上面搭了两层木阁楼。他用树脂瓦和支撑柱，还有三根横梁，将两边加固成一体，中间部分像个长廊，建造时他故意空在那里，当做通风口。

陈天明在四楼住了两个月，搭了张床，顶上拉个毯子作为防灰的吊顶。他开始建设第五楼。住到五楼后，四楼的床拆掉，床脚可以作为支撑柱也可以作为横梁。

如今四楼的支撑柱又多了几根，是陈天明后来加固的，“因为上面压力大”。

“你是怎么计算压力的？”

“凭感觉。”

木房子的重量轻，最怕的是风。半个月前，陈天明买来几个100升的桶，装满水，放在房子各处，增加房子重量。除了看天气预报，他也靠直觉和经验判断风力——比如七楼去往八楼的活动梯子还没有被吹偏，比如花桶还没被吹落下来，说明风只是8级以内。

五楼用旧实木封墙，北边会漏水，陈天明放了几个接水的脸盆、锅，还挂了一个床单兜水。床单原本有个口子，一对鸽子在上面做窝。口子也就撕裂开来，现在还垂着一个鸽子窝。五楼原来算是一个书画室，还有一张长桌子。风太大，陈天明把书画收了起来。在杭州认识的书法家偶尔还给他寄作品，让他帮忙卖，但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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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明在五楼住得最久，两年，从2019年冬天到2022年初。因为养殖繁重而无法抽身。他在这里搭建了厕所，接了下水道，但他一年难得用一次，除非拉肚子。

“什么声音？”到了五楼，自知到了某个高度，我开始紧张。

“风吹，有的那种小的瓦片划掉了。”

“又有什么声音？”

“运输车的翻斗落下，碰撞的声音。”那是在不远处的工地上。他耐心向我解释。一个人住在高处，他对声音也很敏感。

从建造第四层开始，弟弟陈天亮就不再帮忙了，他认为那是毫无必要的建造。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陈天明就在脑海里构思，不画图纸，没有章法，也不跟任何人商量，想清楚了过程就去买材料，一个人搬运，大件的就用绳子吊上来。

建第六楼时，他在附近被拆毁的小学、田坝的农用房里捡来不少材料。当然，他也一个人施工，从未用过安全绳。

房子内部看起来愈发随意了，轻而易举就成了一个迷宫，还有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精心设计——五楼往上南边，又是一个小阳台，“好玩吧，”陈天明说，“偶尔想起来了就加一个”。

父母一开始也只是由着他去。但2022年，陈天明打算建造第六楼。“他们就有点反感了，就这么高了，还往上面建，就有点会骂人，但是骂也没办法”，他说，“我一个人在上面弄，他们只在下面看看，不知道我在弄什么，后来弄着弄着弄成型了，框架都打好了，然后又开始封顶了。”

六个月前，2023年11月底，陈天明开始施工第七楼，也是一时兴起。那时他把下面楼层抽空，手头上多了一些材料。鹅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他又空闲下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七这数字就更让他兴奋了。

七楼建完一个月，陈天明想在上面弄一个围栏，之后又想要个亭子，他理解为这是顺其自然。于是八九楼又有了，他在八楼弄了两条长凳，还费劲搬上了一个圆桌。

“谁来了？”我说我听到了脚步声。

只是风吹动九楼篷布的声音。

“我弟他不会上来。”他说，他的母亲最高只去过二楼，而父亲则在前段时间为了给发烧的他送秋裤，才上到了六楼。平日里，整座楼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在八楼坐下，陈天明拿抹布擦拭长凳。每一层都有一个抹布。今年三月，大风多，他察觉到了摇晃感，于是拆掉挡板，现在八九楼都成了凉亭。

_你看那个小山坡，小时候我们去那里采野生的核桃。你看它就像一个人的脸，头，嘴，鼻子，那边是额头，就像一个人睡下了一样。_我们在八楼，陈天明双臂张开，整个人依靠在栏杆上。

他邀请我上第九楼。除了他，九楼只有弟弟去过，但也只去过一次。陈天明登上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双手抓住顶上的木头，再把脚踩在两根悬空的木头上，一越，轻松地上去了。

我犹豫了许久，出于恐惧，最终没有上去。也许除了陈天明自己，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他的房子。

“如今是不怕了”，他经常说这句话。每隔几天，陈天明会从下往上巡视和检修他的房子。柱子下陷半公分，或者木棒稍微有些弯曲，他都能察觉并及时补救，在柱子和横梁之间拉斜条，做固定。

九层似乎是这座楼的极限了。

有一次，我们打车到楼下，陈天明特意敲开车窗，对司机说，我家在这里，这个房子是我家的。

司机从驾驶座缩着脖子仰视才能见到房子的全貌，先是赞叹一声，然后转头问我：不是不让随便建，他怎么能建？

03

18年前，2006年，陈天明回到老家，修建牛舍，养土黄牛。

当时他住在了瓦房的隔层，几头黄牛生活在他的下方。他勤于冲洗，牛粪没有产生什么不可逆的臭味。父母、弟弟和都住在平房里，他独自在瓦房的隔层安了一张床，一个矮桌，在半米厚的石墙上凿了一个洞，为了通风，也为了迎进月光。灯被拉了上去，陈天明在夜里读书，用CD机放音乐给黄牛。

大学时，除了理学院的必修课外，陈天明旁听了一些农业课程，读了关于中国肉牛生产链以及数据市场分析的博士论文，他写了一份10年的养牛创业计划，交给了辅导员，在大四那一年离开了学校。

考上南京农业大学，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陈天明自己也知道。初中毕业后就去念师范，早早出来赚钱养家，原本这才是他的人生轨迹。但他考上了高中，还哭着要去读，外公心疼，给了他500块钱。但那之后他就要为自己的学费负责——去工地里拌砂浆，提砂浆，常常累得在板子上睡过去。每周放假回家，陈天明都要搬50斤的大米去卖，才能凑够下一周的生活费。

为了省下住宿费，高二他每天骑自行车回家，几次差点出车祸。选择农业类大学，是因为助学贷款好拿，补助也多一些。到了南京，陈天明去市场批发CD机、耳机、充电器，也给新生安装座机电话，发传单，寒假就去金鹰大酒店当服务员。他报的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听人说是个新兴专业，去了才知道归在数学系里。毕业后一些同学去华为当网络工程师，也有一些考公进体制，或者去当老师。

陈天明当然也被寄予了如此的厚望——要考上民政局的公务员——去当官，要光宗耀祖。最不济也得去当个老师吧。怎么读了大学，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养牛？

回乡养牛不到一年，甚至熬不到那一年的除夕，不得已，陈天明又出发前往城市。要赚钱还助学贷款只是其一。这次是上海。两天一夜的火车，陈天明到了上海立刻就开始工作，做街头直销。他每天在大街小巷走动，爬高楼，挤电梯，在写字楼里挨个敲门。上海除了崇明岛他都走过，脚底长出厚茧。

他在那时习得了在公交车上与人攀谈卖货的本领。剃须刀卖，小学教材也卖。超越自我，永不放弃，每天上班前主管会带着他们一起喊。卖越多，赚越多，又一次他理解成在创业。但也有不妙的时候，有人报警说他们卖假货或者侵扰。不过也没什么大事，主管去联系，人很快就放出来。他强调那不是传销。

陈天明是坚持最久的员工，干了10个月。此后开始不断地换城市，做的几乎都是销售——

2007年，在南京卖人寿保险，又去宿迁卖台湾有机蔬菜速溶冲剂。

2010年，回到南京，卖艾灸、精油和一些美容院产品。

2011年，去了杭州，卖超薄蚕丝面膜、口服酵素，还有除皱项目，常去嘉兴、绍兴。

2013年，去了卖多功能全营养料理机的公司。类似豆浆机，他说。他去西安的分公司做招聘、培训，开拓市场但也去安装制水器，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别，回到杭州，同年离职。

2013年年底，在西湖边上认识了一些书法家，他开始做书画经纪人，摆摊卖字画，也做网站，在网上销售。收入太少，只能当兼职。

2015年，在杭州卖家乡的土特产，菜籽油、花生油、葵花油、萝卜丝和红糖，卖给农贸市场的老板，也在去农贸市场的公交车上卖给陌生人。

2017年，去了理财公司，卖木别墅和娃娃鱼。后来被调到另一家做债券置换的公司，变相卖出一些质量不太好的房产。

2017年秋天失业，没休息几天，开始跑闪送。他勤劳，三个月从初级闪送员升级成高级闪送员，每天工作10个小时，收入两三百元，他很满意。

2018年，接到父母的电话，扔掉衣服，收拾行李，陈天明第二天就坐火车回到兴义。挣钱少，房价高，他说反正自己也没想过能留在杭州。他还说自己不想考公务员，也不想去当数学老师，网络工程师就更不用说了，脑力活动太多。

这是陈天明在万峰林景区的一个咖啡馆跟我讲述的，勤奋，认真，几乎不怎么休息，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而且，“挫败是没什么挫败的”。如今平日里如果不是要修理机器，他几乎不进城。这个咖啡馆有一整面的落地窗，空间狭小，手冲咖啡贵，还卖一些手工艺品。他平日里说话的声音在这里显得太大了。在这种场合他感到局促、拘谨。

直到我在兴义的最后一天，陈天明才告诉我，其实他没有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大三时，几个科目挂科，辅导员让陈天明去走个形式补考，但他最终也没去。

而在2006年底，养牛的时候，之所以仓皇离开，像逃一样去了上海，妹妹陈天秀认为是因为旁人的非议。

养牛并没有赚到钱，陈天明认为他的逃离还有另一个原因——养牛太残忍。

面临宰杀，牛会流泪，边挣扎边盯着人。在牛市，为了卖出更高价格而被塞满膨化品、灌水的牛，肚子胀得像个气球，眼睛翻白而死。陈天明不愿接受自己的牛是这样的命运。后来一些年，陈天明尝试吃素，读佛经。

04‍

2007年，高中毕业后，妹妹陈天秀去南京投奔陈天明。陈天明当时正在美容行业做市场营销。陈天明介绍妹妹去火腿肠食品厂，又去学烘焙，后来也进过美容业。但陈天秀还是决定回老家，22岁那年，她相亲结婚，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但丈夫长年在外，对家庭少有关怀。33岁时，她下定决心离婚。她在婚姻里挣扎了很多年，当地人劝她将就，但陈天明坚定地支持她。离婚后，她到了北京当导游。两个儿子跟着前夫生活。

如同大哥当年对她的支持，这些年，陈天秀也是这么面对大哥的行动——不参与、不阻挠陈天明建房。

“他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你就去接受。而且谁有那么大的毅力把房子建上去？”她说，在大哥这个年纪，也许很多人都事业有成，大哥什么都没有。“也许有时候他做这个事情开心，就让他去做吧。”

陈天秀很后悔自己在2006年的沉默，让大哥现在孤立无援。那时候陈天明回乡养土黄牛，很多亲戚登门，专程为了来辱骂和打压他，说他上了大学还这么没用，说他工作不体面。父亲也觉得丢脸。如今，陈天秀在经历了生活的不易，婚姻的蹉跎之后更理解大哥当年的处境。

2018年，陈天秀也曾希望自家签署拆迁协议，这样她也能在安置区分到一个地基。但作为外嫁的女儿，她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认为不好参与拆迁的事情。

如今，因为官司，几乎不向人求助的陈天明向妹妹借了钱。2020年，陈天明建造中的这座小楼被兴义市自然资源局认定属于违法建设。陈天明不服兴义执法局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诉讼请求被驳回。三月底，官司走到了二审的阶段。

“是个常人都知道官司胜诉的概率小，但是他就不干常人的事儿，”陈天秀现在的男朋友夏羽说。

“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也拿他无招，”虽然陈天秀这么说，但她对陈天明有更深的理解，她把房子理解成是大哥的一个作品。“对于大哥这种人来说，他想做的事情他几乎会做下去，就像他这栋房子，哪怕他建了5年，他也把它建了，把它做成了一件事情。”

弟弟陈天亮觉得陈天明的官司会输，没必要花两万块钱请律师。

两兄弟是截然不同的性格。陈天亮从杭州回来后，也没再外出打工，没有工作和收入，也没有成家。每天起床，陈天亮去厨房煮一大锅玉米面糊，喂给猫狗，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活动。他的房间在平房的最南侧，白日里开着门，躺在床上刷短视频。他不像哥哥执行力强且闲不下来，说自己“只在必要的时候行动”。但陈天明认为这只是懒惰的借口。

陈天亮今年40岁，比陈天明小两岁，高中毕业后在家养了两年牛，去南京、杭州，也去过北京当快递员，之后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当群演。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时光，他兴高采烈、不厌其烦地讲述和成龙以及史密斯的儿子拍《功夫梦》，也在《红楼梦》的抄家戏里把丫鬟拖出门去。

陈天明在旁边总结，“就是演流氓”。

在北京时，陈天亮住在集体宿舍里，只有一个床位。身边的群演多是有才艺和梦想的人。但他只想来北京看看。有时候为了赚钱，也去清华大学的宿舍楼贴广告。到了冬天，北京开始下雪，群演没有活干了。陈天亮和另外的五六个群演就去医院给人代排队挂号。

陈天亮穿宽大的黑色衣裤，头发冲向天空，胡子拉碴，看起来比陈天明松垮，但他对于外界更谨慎，出门要戴口罩，无论买东西和取快递。他感觉到别人对于他们一家人的提防和非议——钉子户，不讲理，小偷小摸，刁民。

陈天亮不想跟人打照面，好像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语速飞快，一连串停不下来，每句话的结尾会吊上一个“是不是”，说起官司的时候更是。他在打另一个官司，要求在不拆旧房的情况下，分到自己的地基，起新房，为成家做准备。

相比二哥，陈天秀觉得大哥勤劳、令人信任，不抽烟不喝酒，不欺骗别人，是个绝佳的伴侣人选。但她很少为陈天明介绍对象，她认为大哥不擅长与人沟通，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说实话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夏羽郑重其事地说。他也离过婚，和陈天秀在兴义认识，如今一起到北京。作为妹夫，夏羽察觉到了陈天明成家的愿望。但他觉得无法靠近他的内心，“他在话语中对很多事都看得很开，但他的心没有打开”。

陶渊明是陈天明最常提起的人。他对妹妹说过，如果房子最后还是被拆了，他就在原地新建一个别院，过陶渊明一样的生活。

但这已经不是陶渊明的时代了，夏羽说。

今年初，陈天秀劝说陈天明一起来北京，可以合租，找活干。但陈天明拒绝了，他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建成这座楼，守住这座楼，这成了他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情。

05‍

如今，陈家的院子宽敞，一层除了老瓦房，还有一连串的平房，五间，一排开去，陈天明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平房里。陈天明一个人住在高处。

瓦房前方有一棵白玉兰树，得了细菌病的枝干被陈天明砍掉，搭成了一个花架。他从别人的房子废墟里捡来的砖头，母亲铺成了一片，用来晾晒玉米。但风吹来种子，砖头缝隙里长出了禾苗。围墙边有几株年老的仙人掌。他去割草喂鹅，发现了草里的鸟窝和鸟蛋，这垄草便要为它们再保留一个月。

家里还养了鸽子和兔子。天气暖和了，鸽子白日飞去外捕食，晚上回来过夜。也飞丢过几只，有只跛脚的鸽子倒是一直都在。它们在地上慢悠悠散步，脖颈间的孔雀蓝频频展现。它们成双成对，在房子里穿梭，孵化小鸟，也成了房子的一部分。只是毛没长齐的小鸟会被老母猫扑食。二者并不能共存。鸽子买来时二十来只，如今也是二十来只，没有什么变化。

房子后方原本是茂密的杉树林，八哥和乌鸦都会飞到房间里。叫声短促是云雀。喜鹊则清脆和悠扬一些。常见的是冠冠鸟，头冠好看，还有布谷，到玉米禾苗多的时节，两声布谷和四声布谷都会来。更稀有的是鹰鹃。每一种鸟的叫声不同，陈天明都能辨别出来。天没亮他就会被鸟叫醒，说那是清晨合奏曲。但杉树林被砍了之后，鸟就来得少了。

高处风大，危险，住到下面去，父亲陈朝元对陈天明说。

这不是父亲第一次这么说了。但这一次情况特殊。陈朝元第一次爬上来，为生病无法下楼的陈天明送一条秋裤。只爬到六楼，因为父亲以为儿子还住在这里，也可能因为他分不清楼层。

听到父亲的嘱咐，陈天明没有说话，他还是回到七楼的卧室，关紧门窗，穿上秋裤，躺下。

陈天明并不在意一个人住在七楼，这里登高望远，无人打扰。每天晚饭后无事可做，他就登上一层层楼梯，去九楼吹会儿风，也看看鹅。三月底，剩下的30只鹅开始放养，野草嫩草随它们吃。他在高处看着它们，看到有鹅脱离队伍或者踩踏别人家的农田，就跑下去阻止。在七楼，他躺在床上，在短视频平台看部电影，听书，也会看电视剧。有时候来不及关灯就睡过去。早上他醒得很早，不到四点有卖菜的电动三轮车经过，狗开始叫。早晨他吃头天捡的鹅蛋，或者母亲煮好的面条。陈朝元也会骑三轮车去卖菜，每天能挣三十块。

床是陈天明自己钉的，也是用的合成板，再铺上几层被褥，有些歪。音响在二手店花了四十块钱，泡茶的水是用菜油瓶一桶桶提上来的。蚊帐不透风，一放下来就安稳了。桌上一根道士的佛尘用来赶蚊子。墙上挂一副行楷写的《兰亭集序》。他对物质没什么要求，一双鞋可以穿个四五年。

这次生病，发烧，喉咙痛，还有严重的结膜炎，有两天他几乎睁不开眼，夜里躺在床上流眼泪。即使是生理性的落泪，陈天明也希望自己能控制住，尽快平复下来。

“九型人格里我的体质是偏平和的，我的血型是o型血”，陈天明说。

陈天明是真的相信这些，手机里存着很多在线测试的报告——说他是无限温柔的冒险家；灵魂里住在李白，现在快成陶渊明了。除此之外，测试更多的是感情生活——“前世档案”显示他的身份是个和尚，一生未婚；“情人节脱单许可证”说他适合脱单的指数是-999%；“天秤座七情六欲检测报告”说他佛心寡欲；“你的三观多少岁？”显示他的事业观43岁，但感情观只有25岁。

06‍

过去四年，陈天明在认真地做一个倒霉的农夫。做销售的西装不穿了，眼镜在干活的时候掉进井里，捞出来眼镜腿断了，那就不戴了。他先是在后院喂了三百多只鸡，天天要喂两次豆包、玉米面和水，但长到三四斤后突然患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死了一半。前年他开始养鹅，买了两三百只小鹅，搭建了20个左右的鹅棚。但只有三分之一的鹅活到成年，被偷了十来只，被外面的狗咬死了十只。那时牧草不够吃，他骑电动车到12公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捡地上的菜叶，装满四麻袋，一个麻袋五六十斤。有时候一天要跑两趟。最后卖出去的，算起来也没什么收益。去年他缩减规模，没买小鹅，自己留了140个左右的鹅蛋，孵化出壳一半，但被母鹅压死、气温骤降冷死、天干时被蚂蚁咬死，甚至被狗压死，几乎全死了。还养了三头猪，长到一两百斤后，得了高热病，只能趁它们还没断气的时候放血，一个星期内全部宰杀，把猪肉切成小块，放进坛子里腌，到现在还没吃完。养牛也是一样的。弟弟陈天亮去牛市场买了三头牛，都是病牛，一头病死，宰杀后处理的200斤牛肉，一家人吃了半年。另外两头是黑色的安格斯和黄色的西门塔尔，买回来时病得轻，灌中药和童子尿治好了，如今长到了三四百斤，只是也没什么升值的空间。

四年前，陈天明挖了池塘，想养鱼来卖，或者供人垂钓。他一个人挖，一小块一小块挖，最后连起来两片水塘，还在上面建了一个亭子，但底部泥巴漏水严重，不断塌陷。为了保持水位，陈天明每天开抽水泵，不停地供水。他也往池塘中间稀泥深的地方扔石头来提高水位。但最后七八条鱼还是死在了里面。栽种的荷花也没有活过来。最近一年，他任由池塘干涸了，水底的泥土裂成了一块一块，就像被打碎的玻璃，等雨季来淹没它。

陈天明还想做一个食草动物儿童乐园，养十种左右家禽家畜，以观赏为主，兔子几只，牛马各一两头，羊三五头，鸡养三个品种，各十只，野鸡、火鸡、孔雀、鸵鸟也各养几只，还有火鸭、水鸭也养， 加上剩下的30只鹅，用铁丝网围好分区。他也想种花，打造成一个花园式动物乐园，供人玩耍，拍照。

这些事情一一以失败告终。

只有那座九层的楼成了他擅长受苦的证据。他仔细地照料它。

今年出现过七八次大风黄色预警，远比过去三年多。一旦有九级风，老瓦片会被吹飞，边角的树脂瓦会被撕破，水泥瓦也可能吹翻。陈天明察觉到了异常，为此他做了十几次加固工作。

水只能抽到四楼，陈天明就独自把水从四楼拎到五六七楼，小桶小桶地提上去，装满各处的大水桶。还有石头。4月初的一天，下午风大，他在七楼有摇晃感，风吹来就像有人在推。他骑上电动车去路边捡石头，280斤的石头先运到院子里，再抱上楼。水一桶一桶往上提。石头一块一块往上抱。他有无限的耐心和专注力。至于绳子，无论是白色粗绳还是高压电线，他尽力缠到最紧。

一些碎石压在六层的书堆。陈天明蹲着，取下割草的手套，将书一排排地数过去。有中国古代哲学和诗歌、小说，还有《怎么管理好你自己》、《正能量修成手册》。《幸福论》他读过好几次。

“那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我问。

“它对幸福分为几个层次……”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它写得比较好”。

“你自己觉得呢？你如何看待幸福？”

“我看待幸福就是，我还是采用他的观点。一个是物质层次，再一个是人际层次，最高的是精神层次……我觉得我现在反正这物质上是差一些，但是也不错了。人际上也一般般，我交的朋友不多，但是我跟书法家朋友这些反正稍微也是比较长远的，在精神上就达不了到太多，但是自己也写诗歌……”

他的讲述停留在书面上。关于幸福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4月1日，陈天明收到了“限时拆除案”的二审判决，他又一次败诉。

“没什么，我管它赢不赢，我要想建我就建，都没考虑太多的。”前几年，陈天明收到21万块的青苗赔偿款，几乎都花在了建房上。他不仅没剩下钱，还有了一些债务。

陈天明打算一直对抗下去。4月6日，陈天明向贵阳高院寄出再审申请。实在不行还有抗诉。这几乎是无望的对抗，这需要天性中的固执，也需要自我说服、不断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