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说外婆其实生了十几个孩子，只是超过一半都中途夭折了，没有活下来。我问为什么夭折了？回答是自然灾害，是医疗条件，是事故。在那个年代，死几个人的事情大家好像也见怪不怪，谁家不是呢？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当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育，然后一批一批的夭折。我又问既然死亡率那么高，为什么还要生那么多呢？老妈说，生的越多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一点，多生几个，等老了也就有一堆的儿女养老，不至于穷死饿死。总结一句话，多一个子女多一个希望。
原本父母这一辈也准备学爷爷奶奶辈这么去实践，只是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棍子打下来，直打的大家眼冒金星，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妈说我爸当年逃了没去做结扎，让我妈独立面对计划生育的大浪，言语和表情都透露出不满，听起来我爸的行为比战场上当一个逃兵更严重。我妈告诉我，我的出生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东躲西藏不是个办法，后来就被罚了款，相当于我爸好长好长时间的工资，“当初要是听你爸的就没有你了”。我的岳父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公务员和党员，坚决拥护国家政策，只生了我媳妇一个女儿，就再没要了，往优生优育的方向培养（千算万算没算到最后嫁给了我）。偶尔饭桌上岳母大人马后炮抱怨一下，说当初应该罚点钱生一个才好的。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是，据说第一胎是残疾的话，就可以要第二胎，于是岳母大人拉着我媳妇对着医生说这孩子眼睛近视，算残疾人。
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刚跟媳妇提到生老三的话题，媳妇一脸不耐烦，说就你的工作性质，不开家长会，不去跟老师沟通，不带孩子上课外班，也不带孩子跟外面交流，以后会把她累死。她边说边指着自己的眼角，说你看我带娃老的多快，皱纹都辣么多了，你就想让我成为黄脸婆我知道，我才不上你的当……
我们家好歹有两个娃，身边的朋友有不少奉行单身主义，也有一些奉行丁克，不到30岁不考虑结婚的人一大把，即便结了婚也并不着急生娃，把自己拖到40岁左右成为高龄产妇。我表姐我表哥20岁之前把娃都生了，当年我26岁当爸爸，已经严重拖了我们家族的后腿，我都不敢回家，现在家庭聚会有一批小朋友跑过来喊我爷爷。
以前条件不好没得吃没得穿，大家往死里生，往死里干活，种田打铁做生意，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虽然物质上匮乏一点，精神上面是充实的。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吃不饱，到后来包干到户大家至少饿不死，再慢慢有了富裕的粮仓，国家还给了补贴，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二伯父是从一个比我二伯母的村还要穷苦的山窝窝出来的，跑到村里相当于进城了，没有文化也只有一副矮小的身子。他找了一个打铁师傅，从学徒开始，踏踏实实，不偷懒不怕苦，流多少汗吃多少饭。学成后自立门户，他埋头打了一年的铁，两耳不闻窗外事，手里积攒了一些钱，买了村里的一件破茅草房，又打了几年的铁，把茅草房变成了土砖房，又打了几年变成了瓷砖楼房。当他在村里靠着双手勤劳奋斗的过程中跟我二伯母结了婚，二伯母牵头维持了诺大几片稻田和菜地。
小时候每年秋扒皮的时候，我妈都会带着我们一家去二伯家帮忙收稻谷，每天天黑下来之前，我们就坐在他们家的水泥坪上吃西瓜聊天，听着从二伯不高但是健壮地身体里，从他的大嗓门发出的爽朗的笑声。若干年后，我已经不再是小屁孩了，我二伯告诉我，当年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知道只要他还在轮着铁锤，一家人就挨不了饿，条件越来越好了，国家也越来越富裕了。我们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二伯家给的，他们以要买彩色电视机的名义给了我们家一个体面的照顾。生活的好并没有让我二伯有任何改变，当大家都刚富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把吃剩的饭菜打包，认为不体面，我二伯会说他们家谁谁谁还没吃，要不就是带给家里的猪狗鸡吃，总之当时谁说要打包我觉得都挺违和的，要么扭扭捏捏，要么装模作样，唯独我二伯说出来我感觉特别自然。时至今日，我二伯母还在耕耘诺大的菜地（已经没有稻田了），每个有菜卖的早上，我二伯父就骑着摩托车带着二伯母清晨送到菜市场买菜。二伯已经不需要抡锤打铁了，我也看不到那种火红的铁水满地流的场景，他在一个早就可以退休的年龄还在勤劳苦做，我觉得早就不再是为了解决钱或者生存的问题。
我二伯父的打铁经和我妈的生意经支撑了我人生奋斗的骨架，所以我对奋斗有着不同的理解。后来的时代不断发展，中间二伯父也遇到了一些波折，这些波折再大也不足以击倒他。他已经不需要担心回到一穷二白的山窝窝，也不用担心养不活一大家的人，只是那种爽朗的笑声听得少了，我总觉得是奋斗的希望少了。这个年代追求的可能不再是踏实干活，这个时代也不需要人工来打铁。卖一片土地一大笔钱，提一个篮子一大笔钱，跟一个老板抢一门生意也是一大笔钱。辛勤劳作不一定是收获最大的，甚至还有可能是最小的，在别人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一种“不识时务”的过时的举动。你要说比钱多，一个街道的贪官，一个房地产老板，一个肥头大耳的社会哥可能都能拿钱砸死你；你要比地位，你出去能被层层的密密麻麻的阶级领导给踩死。大家比的是谁的房产多豪车多，比的是谁带回家的小三多，比的是身边帮自己提包的小弟多。奋斗的人得不到认可得不到保护得不到尊重，这是最大的悲哀。
有一次饭桌上酒过三巡，坐我旁边的朋友跟我说，小时候他爸做生意，他亲眼看到他爸被别人欺负，于是他发誓，长大了一定要让人不敢再欺负他们家。于是他拼命的发展，然后他说他做到了。我相信他做到了，的确地方上没人敢欺负他，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他让人不敢欺负他的过程中，对面的人群中，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心里暗暗地说：我长大了，一定不让你欺负我们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以前的小朋友可以自己走路上学，以前的我们高考可以自己回家，以前大家看的是谁家的菜好吃谁家的水稻产量高。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化的，但是我知道肯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的变化。这个变化跟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不是说人民富强了文明就不存在了，他们非但不是一个对立面，也可说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也不会说回到人民公社的时代人民就能更加安居乐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当时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持续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就变质了。
人类文明是要依赖科技和经济的，只有科技和经济发展了，人类文明才能延误下去才能发展壮大。我们放大许多倍来讨论，如果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以破坏其他星球的文明作为前提，我觉得事情就变味了。这是我觉得中华文化某种程度上会更温和一点更适合长期发展的原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科技再有优势，都从来不是以主动入侵为目标的。反观近现代的历史中，科技强大的国家会存在殖民的过程，这些可能是我们忽略的事实。科技强大的背后如果不是一个包容互相和平的文明，那就是一个灾难。同样的，经济强大的背后如果也不是一个诚信友爱协作的基调，那么大家的重点就不会放在勤劳奋斗，而是充满了欺骗，暴力以及尸位素餐。这种模式下，看上去就是一个吹大的气球，有皮囊没有实心。
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我们的物质生活肉眼可见的发生了太多的提升，我们可以到全球旅游，我们可以买所有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我们马上可以用上无人驾驶的汽车，小朋友们已经对吃肉不感兴趣了，我们早已经脱离了生活的温饱问题。但是同时，我们身边的混混多了，诈骗的多了，耍流氓的多了，做一件事情的流程多了，绿水青山少了，见义勇为的少了，诚信经营的少了，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少了。简而言之，我们奋斗的希望正在逐步减少。
经济发展并不是问题，让大家走向了追求纸醉金迷的虚荣以及追求高人一等能够仗势凌人的权力这个错误的方向才是大问题。要让混混少一点，要让贪官污吏少一点，要让纯粹的科学家多一点，要让勤劳奋斗的人多一点。要坚决的打击不正之风，要弘扬正义之道。说起来总是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太难了，这不是自然科学的非黑即白，而是社会科学的盘根错节。一件事情出来是捂被子讲谎话，还是正视问题积极改正，这取决于基层的父母官。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管不好道德层面，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是不可长期持续的。
越上层越有干大事的初心和决心，中间逐层递减，到了基层就出现了明显的执行偏差。培养干部团队为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和加固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希望，公信力就是我们勤劳奋斗的坚固后盾。
时代的拐点已经来了，我们身处其中，如果能够释放大家相互间的紧张情绪，让大家能够心无旁骛的安心工作，我相信我们不会惧怕一切外来的挑衅和压力，因为我们从来都是最踏实勤劳和聪明的国家和民族。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大家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不希望孩子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环境下长大，另一方面也是养娃的成本太高。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的，比如大家不愿意生孩子这是事实，而另一方面是大家在优渥的环境下变懒了，变得怕苦怕累了，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动摇内心的想法。
我们的爷爷辈经历过最动荡的战争年代，我们的父母辈经历过物质条件最差的自然灾害年代，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丧失过希望，他们都认为只要靠双手打拼，未来给子孙辈的环境就一定比自己经历的要好。我感觉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了艰苦奋斗，越艰苦越奋斗，始终保持着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一代一代把文明传递下去，年轻就是希望，下一代就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