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期望不一样的生活
讨论晚年时，往往会令人踌躇，既不想让别人也不想让自己太消沉，因此会倾向于关注晚年生活更令人愉快的侧面，比如谈谈“死亡”这个词，说说不断来访的年轻人，发现新的兴趣爱好等等。但我必须承认，自己晚年生活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为年纪比我大，或就算不比我大，但已衰老的人做点什么事，或更糟的情况是，想做却无法做什么事。
人不是按相同的速度变老的，因此最终大部分人都必须照顾别人，或被别人照顾，相对而言人们会更喜欢前者吧。这是相对好的选项，其实也不是乐观的选项，我原来并不理解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当然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反应，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无私的人，照顾别人对他们来说非常自然。但我只能为我的同类说话，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是因为巴里才对此事有明显感觉的。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相遇，那时他是个希望自己没结婚的已婚男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爱妻子，而是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以他的性情来说，他根本不适合婚姻。他一向厌恶占有和被占有，不仅是理论上说说而已。他确信他不会因为喜欢甚至爱上别的女人而少爱妻子一点，可他妻子无法认同。他觉得妻子很不理性，觉得这是逼他欺骗，而他是个不愿意欺骗的人。巴里是个典型的不忠实丈夫，实际上，他非同寻常地确信自己有理，觉得“想成为某人的唯一”这种高于一切的想法，是神经质的、不健康的，会引发很多疾病。
我四十三岁时（我比他大八岁）与他有相同的感受。与浪漫爱情背道而驰，我心里怀着强烈的解脱之感，而且也已经习惯了不结婚，觉得婚姻困难重重，缺乏热情，我宁愿期望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走到了一起，因为喜欢，身体上彼此吸引，却完全没有结婚的念头。我们对于写作和表演（巴里是剧作家）的好坏见解相同，一致认为清晰、自然是首要素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话说，他曾告诉过我，如果与太太分手，他唯一确定的是再不会结婚了，听完这话后我心里一阵轻松，因为我不再有罪恶感了。这对我甚至是个安慰。从那个时刻起，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总会有另一个人为他洗衣做饭，我可以享受爱的果实，却不需要在厨房里艰苦努力。
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合适的角色显然是做第三者。和巴里的关系逐渐稳固，逐渐持续，但我们一直都更像相互喜欢而不至于相互迷恋的朋友，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最后他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头（并非因为我，但为了方便起见，说我是理由也行），巴里开始自己生活，但他并不擅长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他在何时、为了什么搬进我的住所，因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见面的次数，但我想应该是在我们不再做情人以后。唉，努力拼凑记忆的碎片来探究细节真是单调乏味的事情，但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只是我们从情爱转化为稳定的伴侣是个渐变的过程，我确实不太记得准确时间了。
我所记得的时间，是很久以后巴里开始生病的时间，那是2002年1月。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患糖尿病了，刚开始时他并不了解，后来他咨询的医生又恰好轻视了这些症状，告诉他不必担心，只要药物治疗和饮食控制得当，就能轻易控制。巴里唯一听进去的是“别担心”和“药物治疗”，他说服自己和我，相信只要吃药就万事大吉，这是某医生说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唯一关心的只有疼痛，他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能忍受这一点。他一旦觉得哪里痛，就会要求吗啡，完全不思考别的问题。如果医生护士建议他控制饮食，或解释任何一种非止痛治疗方案，他立刻就不搭理别人，他已经在内心深处决定：“这完全是无聊透顶、不讨人喜欢的建议，我才不听呢。”就是这个样子。
但他并没能胡闹很久。早在2002年1月，这个某医生把他送到皇家自由医院，给他的阴茎做了个很小的干预治疗，两天后他尿不出来了，细节我就不在此赘述了，你会为此感谢我的。整个过程异常折磨人，我们不得不连夜坐急救车赶到急诊室，等了四个多小时，巴里越来越痛苦，一个医生给他插了根尿管……任何插过尿管的人都知道，不舒服和羞辱感是最微不足道的反应，因为痛苦的感染很快会越来越甚。
不久，我们就习惯了不断往急诊室跑的悲惨严酷的时光，后来终于等到了预约的手术时间，他们竟然在最后一秒钟取消了手术，理由是巴里的心脏无法承受（这个理由后来幸运而神秘地消失了），我们简直惊呆了，下一步要怎么办，他们什么也没说，就送他回了家。我们当时没有医院的任何消息，只能绝望地给这个某医生打电话，问她：“他这辈子都得插着尿管生活了吗？”她回答说：“可怜的巴里，有时候确实必须如此，恐怕是的。”
几周后，我们听说医院给这个某医生写过一封信，告知巴里的治疗进展，但她原封未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只是能感觉到她渐渐消失了。如果巴里需要看病，电话的回答是：“医生今天不在，请明天下午再试。”如果我问能不能见她的合伙医生，“恐怕不行，他出诊去了。”诸如此类，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自己歇斯底里的尖叫：“这个诊所压根儿就没有医生！”
事已至此，巴里才听得进我一直跟他说的，如果早找我的医生看病，情况会好得多。但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这对我们想早点做手术的愿望已经没什么帮助了。
在政府免费医疗系统三个月的经历，加上晕头晕脑的某医生，把我和巴里逼成了活死人，而我们还是一定程度上思维敏捷、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如果是境况更差的老年人，遇见这种事情又会是什么结果？只有天知道了。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说的做的有什么用，没人愿意告诉我们任何事，即使说了，也一定是愚弄我们、欺骗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变得非常消沉，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悲惨地坐等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最后还是亲爱的萨莉来救了我们，她赶到伦敦，打电话给皇家自由医院的那个顾问在哈利大街注册的诊所，为巴里预约看病。用我的话说，“看看花二百二十五英镑后有什么不同吧！”
不不不，巴里当然不需要一辈子都插尿管，这种事绝少发生，顾问确定在巴里身上也不会发生；手术延误只是因为他需要在术前与心脏科专家会诊，确定是使用普通麻醉还是硬膜外麻醉，不巧心脏科专家度假去了，三周之内暂时还回不来。
回家以后我才忽然想到，这个假期休得也太长了点吧。而与顾问面对面时，只因为他回答了我的问题，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理性的成年人，我们就深觉感激，连起码的理性思考都没有了。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更深了，我们依然是活死人，只不过在那一个瞬间，我们变成了快乐的活死人而已。
三周最后拖成了将近五周，痛苦难熬的五周，我们打了无数个焦躁不安的电话，顾问最终宣布第二天手术时，还不忘情绪化地加一句：“明天反正是要动手术的，和你们打的电话无关。”这立刻让我觉得和电话有关。手术很成功，尽管几周后伤口才愈合，还不断感染，并且，巴里从此就没有恢复健康。
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我过去从没写过，我大段大段地写，有时会隔几天，而不是按日子顺着写，因而更像回忆，不像通常的日记，其中有一段描述了我和巴里的关系：
已经不记得和巴里的关系开始时，我是否有过踌躇，这么快、这么满怀激情地再次和已婚男人在一起，我想或许也曾经有过迟疑吧。但我清晰地记得，当我知道他有个善良能干的太太时，心里有多安慰，因为我不再需要为照顾他而忧心忡忡了。后来玛丽一脚把他踢了出来，他最后和我生活在一起，但这种“不必照顾他”的状态并没有改变。
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有激情的性爱，他对结婚比我还没兴趣，所以，我们就像两个朋友一样决定住在一起，而不是组成家庭。
当然，我帮他洗衣服，他做饭给我吃，这些都没有问题。最近几年，他的怪癖越来越厉害，变得有点讨厌，我想我也一样，没什么不同，我们只不过温和地朝着各自的方向漂流而去，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并没有幽闭恐惧。
我想，很少有一种男女关系能像我们头八年那样既快乐，同时还能做到相互不索取。并且，这种彼此不索取的关系还快乐地持续了四十多年！
后来，他的前列腺出了问题。你毕竟不能无视一个人泌尿系统罢工的事实吧？那个可怕的夜晚，当我们拨通999叫急救车时，就已经陷入了“必须照顾”的情形之中。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我为必须花这么多时间为他做事、为他担忧而异常沮丧；另一方面，我却从未质疑过自己该不该这么做。这种沮丧尽管真实，却仅存于表面，在我的内心深处，想都没想就觉得应该照顾他。
但我还是被自己接受这件事的程度吓到了。有一次他住院时便秘了，主要原因是尿管插得不好，不能承受任何轻微刺激，这让他觉得很害怕，所以基本上不愿意动，完全僵在那里。医院给他用了疏导剂，我下午到医院时护士告诉我：“我一直想让他去卫生间，但他说你不来他就不去。”我一到床边他就说：“感谢上帝你终于来了，现在我可以上厕所了。”
（在这里我想再占用几行字描述一下随后的场景和细节。）幸好厕所里有很多纸巾，还有个很大的有盖垃圾桶来放用过的纸巾，以及足够的热水。把他、坐圈和地板弄干净并不难，我震惊的是自己竟然不介意为他做这些事情，没有畏惧，没有厌恶，似乎疏离地看着自己做事，好像在工作，不需要刻意努力，像个职业护士一样。
与此同时，我却非常吃惊，的确，我觉得吃惊，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而是因为我不需要刻意努力就能做到。回到床上后，巴里说幸好我在那儿，我尖酸刻薄地回答说，护士陪他上厕所也应该没问题吧，他说：“是啊，也行，但有你在我觉得更舒服！”
这事发生后，我才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我的角色几乎已经变成了妻子，我想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快乐豁免，终于轮到我尝尝布丁的味道，这也算公平吧，我不再芥蒂“我的方式”失去了多少。但我还是觉得，若能够逃脱这种责任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当然这种自动转换为妻子的改变也不错，看起来我将一直承担这个角色了。巴里的前列腺问题解决了，糖尿病问题却日趋严重，不久后他就必须增加胰岛素治疗。或许因为他拒绝在正确饮食方面做任何努力，看起来是要永久性地衰竭下去了，他几乎不能下床。
为此我有深深的罪恶感，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铁腕地控制巴里的饮食。当然，我可以做点什么防止他吃喜欢的东西……很自然地，我不再买蛋糕、甜饼干等食物，而这个卧床不起的男人，趁每周有三四次被带去图书馆借书的机会，只要我不在场，就毫不迟疑地冲向商店买咖啡、蛋糕或油炸圈饼，只有当他的血糖读数冲上天花板，自己感觉实在糟糕之时，才停止这种白痴行为。
这种理性状态仅仅在阅读中感觉不太糟（实际上从没好过）时才能维持，只要感觉稍微良好，他又故态复萌。看到同样熟悉的萨莉和女儿杰萨米也和我一样管不了他，我稍微觉得安慰，她们劝解说我也做不了什么，但纵然如此，我还是无法抑制地觉得，我这个“妻子”，真是表现得不怎么样啊。
他的精力可怕地慢慢枯竭，这个过程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他几乎丧失了对一切的兴趣。这个智力水平上乘的男人现在除了侦探小说之外什么也不读，而且就连这样的书他也一本都读不完。他会从图书馆书架上随意挑选五六本侦探小说，第二天就嚷嚷着要还回去，因为（真令人吃惊啊）这些书“读不下去”。
但如果我给他点别的什么，他又会说“别打搅我”。他不能被电视上体育台之外的任何东西“打搅”，而且渐渐地，他想看的体育节目也越来越少，现在走进他房间，我经常发现电视机虽然开着，他却脸朝另一个方向躺着。
他甚至不再主动和我说话，即使和他说话，他也仅仅回答简单的一两个单词而已。一天天过去，他除了“晚饭吃什么”以及“能带我去图书馆吗”之外，什么也不说，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被如此残酷地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
2006年夏天，他有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刻，当时皇家宫廷剧院在楼上剧场举行了整季的朗读会，精选20世纪60年代出名的剧作，其中就有巴里写的《晃荡者》。表演非常出色，甚至有几分钟观众都忘了他们只是在看一场朗读会，感觉似乎是在观看此剧的完整演出，我们真觉得是个非常荣耀的意外。
最后巴里走上台去感谢相关人员，他在台上看上去又矮又老，哽咽着说：“我从来，从来都没有料到会再次看到这出戏演出。”观众把他抬起来，萨莉和我都落了泪。表演后在酒吧还搞了个聚会，混乱好玩的老朋友相见的欢乐瞬间。回程的出租车上，我问巴里：“这会让你重获新生吗？”他平静地回答：“哦不会，不可能了。”确实没有。
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既悲哀又无聊的状态。有时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以及我确信其他不计其数的老年夫妻或伴侣在类似情况下，能够坚持彼此照顾？
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来说明，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
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
任何超过八十九岁的人回头看自己的一生，都会看到星星点点的后悔。毕竟，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不足和懒惰，被人忽略的地方，曾有的疏忽之处……一个人出于无数原因，可能连自己的理想也未必能实现，更别说别人或更出色的人为他设置的目标了。这些事情一定会、绝对会在你命里堆积出大量的遗憾，不过在我此刻目力可见的范围内，它们却已经消失了。
后悔？我对自己说，后悔什么呢？我这种无视后悔的态度，部分源于我身上重常识轻想象力的优点，既然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还不如趁早忘记。
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很幸运，超出了他对自己的期待值，到了最后，这个人很可能因此变得得意扬扬。这种想法可能不怎么令我舒服，但我还是想深入研究一下。
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这样的缺失对女人来说本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对我的影响没这么大。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除了那仅有的一次之外，我身上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这一缺点或许天生如此吧。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对洋娃娃不感兴趣，我根本看不上它们。我十九岁时曾和一个小婴儿同处一室，就几分钟，我靠在孩子身边，认真地研究，努力想找到被感动的感觉，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毫无吸引力的小东西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找小狗一起玩。
这种反应曾让我很担心，但这种担心也不太深，因为我告诉自己，一旦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肯定会爱上他们的。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嘛，很显然，看看那些女人们显而易见地爱自己的孩子，这种本能一定是伴随生育而来的。
我在二十到三十多岁期间，从未想过要孩子，对别人的孩子，除了一些含混的好感之外，也没有滋生出再多的情感。别的女人不断渴望生孩子时，我沉默地隐藏自己的感情，而看见蹒跚学步的小孩，我虽然还没有过分到会去指责他们，但确实非常反感他们在周围晃荡，只有极其偶然的情况除外。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旦有了孩子就会爱上他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一点在我四十三岁时变得更明显，那时我的身体在和头脑抗衡的过程中占了上风，因此我非常想怀孕。我之前也曾怀孕过，但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做掉，没带来任何负面情绪影响，但这一次，似乎我内心深处埋藏着的某种东西苏醒过来，对我宣布：“如果你现在还不生个孩子，你永远都不可能再生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都要给你一个。”
我发现自己怀孕后才意识到，也许是避孕措施疏忽了，但下意识层面，这种疏忽也可能是有意的。就算我想当然地说自己不喜欢，要去流产，但后来却一遍遍找理由，就是不去实施，我意识到，我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做流产手术。意识到这点令我非常快乐，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完整的快乐，到现在我还记得，如果没有体验过这一点，我的人生会更加贫瘠，谁会不爱从这样的快乐中带来的孩子呢？
但孩子并没有来，或者说它来过，只不过以流产的形式，在我感觉最健康的生命阶段，在孩子怀了四个月之时。那次流产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差一点就没能及时赶到医院。我知道自己命悬一线，那时我的意识已缩小到仅能感知担架的范围，我躺在血泊里，依稀听见担架旁传来了声音，他们刚派了个人去血库取血，一个男人说：“打电话给他，让他跑快点。”另一个人说：“她快不行了。”
我不仅能听见他们说话，还能听懂他们的意思，我甚至想：“多么血腥愚蠢的委婉用词啊。”我似乎模糊地努力了一下，但实在是没有力气想下去了，唯一想到的是：“好吧，死就死吧。”
那个取血的家伙还跑得真快，他们把我放在手术台上，给我做了刮宫术，然后我记得很多双手把我从担架抬到床上。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恍惚，不记得这是术前还是术后，随后立刻因麻醉剂的作用而吐了起来，同时意识到肚子已没那么不舒服，也不再流血了。仿佛就从身体的那个部位，传来了一阵完美的欣喜之感，汹涌地将我笼罩：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
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当然我也觉得不开心，但这种不开心没那么强烈，也没那么活跃，与怀孕的快乐相比完全不成比例。流产后我做过一个梦，一个没那么强烈没那么活跃的小梦。我梦见自己从地铁下了车，车门关上的刹那，我忽然惊恐万状地想起我把孩子留在车上了，我顺着站台焦虑地奔跑，想着怎么才能比地铁早赶到下一站救她。在梦里，那是个女孩，但我清醒时一直觉得是个男孩。这种焦虑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失去的痛苦。这以后，生活逐渐恢复了原状。
我感觉奇怪的是，这个毫无疑问本该在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进步，就被以那样的方式衰减或直接取消了。这整件事情就像化学反应，对于更年期的来到，我身体的反应是从自身抽取了更多的东西，或抽取了我原来本没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事发生后，就不再抽取，因此我生活的常态就重建起来。
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未曾体会失去之痛就觉得自己不会是个好妈妈，如果没有这次流产事件，孩子生了下来，我很可能与自己的妈妈一样，是个几乎完美的母亲，在达到一定理性的年纪后，比年轻时给予孩子们的爱更好。她雇了奶妈来减缓我们婴儿期给她带来的负担，所以能表现得相当符合我们对母亲的期待，但对没有奶妈管着的孙辈们，她从来都无法掩饰那微微的不耐烦。但是，对于我从此失去了证明自己能做个好母亲的机会，不管怎么努力，我还是不太介意。
现在，我老了，和从前相比，我对婴儿和小孩儿的兴趣多了很多，实际上我还蛮喜欢他们，因为最近家里来了个孩子，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不必为孩子做什么，只需要怀着兴趣和羡慕观察他，这让我觉得非常开心。但如果再次问自己：“你对自己没孩子，没有孙辈真的不觉得遗憾吗？”答案依然是：“是的，不遗憾。”正因为我没有，也做不到承担和这些孩子们近距离相处的麻烦，我才能不受约束地去理解他们的爱和希望。
自私吗？不，我希望不是，说自私涉及我人性的全部，但我内心确实有一个顽固的自私的节点，让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需要我奉献全部自我的任何事情，比如母亲需要将自己全部奉献给孩子。就是这一点，让我在这么长的时间中都不想要孩子；也是这一点，让我从失去孩子的悲哀中恢复得没那么困难。因此，总的说来，我确实有个很大的遗憾，不是因为没孩子，而是我内心深处的自私，我不因为没孩子而后悔，让这个缺点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
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在小孩面前完全没信心，不过他们长大一些我倒很容易喜欢他们，我曾让自己的表妹芭芭拉非常失望，我住在她的房子里，不管我曾经怎么看待她，我现在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她四十多岁成家，生了三个孩子后不久就和丈夫分手了，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承担抚养孩子们的责任，努力做一份全职工作来养活他们。那些年她是怎么奋斗过来的，我不得而知，我相信她自己回想时也会觉得是个奇迹，但在那样的时刻，我帮过她吗？没有。
那以后，她也说过不再做那种求我帮忙的黄粱美梦，她太了解我对她孩子的冷酷无情了，对这一点，我不仅觉得后悔，简直觉得羞愧。
一件憾事引发另外一件，尽管感谢上帝，这件没上一件这么令人羞耻。那就是，我从来没有勇气逃脱自己的狭小世界。我有个侄女，一个美丽的女人，我不想提她的名字，因为她不喜欢这样。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儿子也已追随哥哥们的脚步上大学去了，在整个婚姻期间她一直在工作，她的工作是修补油画。不久前，一次晚餐时她正好坐在一个外科医生身边，不经意地提起如果她能重新活过，她会选择学医。他问她今年多大了，她回答四十九岁。好吧，他说，她还有时间，他们医院收五十岁以下的学员学习接生，她一回家就报了名。我上次见她时，她自豪地告诉我，她已经带领团队接生过六个孩子了。
她说有时也会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啊？”但她依然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事情，比帮助、见证生命的开端更令人兴奋和战栗。她是个相当能克制自己微妙情绪的人，看到她的脸因为谈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而闪亮，我觉得非常嫉妒。走出熟悉舒适的生活环境，走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她的勇气和行动让她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价值。而我，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
这倒不是说我从来没对自己所掌控的人生感到不耐烦。我阅读大量书籍，就是为了体验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的很多爱情经历也出于类似目的，记得我曾将自己的一次性关系比喻为乘坐玻璃底的航船出海。但要将这种不现实的奇思怪想变成行动，需要特别的勇气和精力，这二者，我都缺乏。
就算我能够调集这些品质，我想我也不会去做任何类似接生妇这样有价值的事，而是想想我能去哪里旅行，或者学一门新语言！比如希腊语，我经常想象如果我会说现代希腊语，就可以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深入了解这个国家，但我什么也没做，连一节夜校课都没上过！我上牛津大学时，懒惰地主修英国文学，我知道自己即便为了娱乐也会读这些作品；而没有扩展知识领域，选择一门理科课程，比如生物，等等。我还从没认真地使用过自己的双手，当然绣花除外，这个我很在行。想象一下，如果能用自己的双手做个书架，那该多么有益，又多么令人开心啊！我真的为此感到遗憾。
因此，总的来说，我这一生，一共有两件最主要的憾事：内心深处有一个冷酷的点，以及懒惰（缺乏行动力其实也不乏胆怯的因素，但我觉得懒惰比胆怯的比重大些）。这两件憾事真实存在，但并没有怎么太折磨我，我也没觉得该常常反思。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我不觉得挖掘过去的内疚对老年人有什么意义，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只关心如何度过当下，希望大家原谅我。
图文经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授权
撰文 echol
责编 李颖迪
插画 毛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