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山居杂忆》，老妇人回忆即将过去的整个世纪，生长杭州，搬到上海、晚年迁居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山间，笔致最鲜活用情的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些年。原因在于，作者高诵珍一生是家庭妇女（除了解放初当了里弄的”妇女代表”那几年）。以上这些年中，她从少女时期在自家，到经历婚礼、成为新妇、生产抚育，这段时期是她所生活于其中的“家庭”这个单元变化最大的，感受的触角也最敏锐，种种细节在回忆与谈话中一再温习，以至于六十年后，她对于少年时代只见过几面的私塾先生家女儿的情态样貌、自己婚礼次日想睡午觉的细微心境，都历历在目。
当然，所谓家庭妇女，意思是她“基于家庭而活动”，基于家庭去参与社会生活，其身份主要由家庭所限定、表达，这样描述才好与另一种女性状态，“基于职业而活动”相区分。其涵义，并不是我们经历了现代化之后所指的“家庭妇女”，即含有困在家庭中、为劳动所累、活动圈子受限并希望能“解放”其人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家庭妇女”一词具有以上暗示，人们现在想要用“全职主妇”来替换它。然而，“全职”是当今社会里工作普遍占据了生活宰制性地位的语境下的后果，它也是平等社会里才有的。强调全职主妇时，人们是想以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来保障女性的利益，上班就要拿工资。以此去讲一个世纪以前核心身份在于家庭角色、也将生命贡献于家族发达兴旺的女性——而且那时家务劳动确已商品化，不平等社会中，素有劳动者代为操持家务——就不恰当了。
她杭州的娘家叫高家，是世家大族，人称“高半城”，有科举，父辈留洋。嫁进去的徐家则是纺织资本家，是清末江南丝绸工业的重要厂商，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发了颜料财。有多“资”呢？六十年代，北京去的红卫兵进了徐家，见到房子陈设布置，便问，“你们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
她的家庭，指的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核心小家庭，而是家族。她的成长与大部分人生，就是从“高家女儿”变为“徐家长媳”的过程。因此，1999年敦促高诵珍写作，又协助她整理这份回忆的长子，说这本书是“把已经过去或者正在消失的中国传统社会在纸上记录下来”，是合宜的。
很难不去感慨旧时“仪式”的耗人与无意义。高家小姐14岁许配给徐家少爷，从订婚到成婚的四年间，家中都在准备嫁妆。单是为了婚礼后送夫家长辈与平辈每人一份的绣花礼物，就请了一位绣花娘子，在家中细绣四年。而遍数那些礼物，钱包、钥匙包、扇袋、烟袋、镜袋、粉扑、油拓…… 男女样样物事都要用绣花兜起来，各有包袋，也让人感慨旧时所谓上流社会之繁琐，其中有迷信的实用主义动机（例如晚上要用镜袋把穿衣镜、梳妆镜一概罩住，避免鬼来照镜子），也有需要将奢侈化为物品、展示于外的凡勃伦效应。
倒也创造了就业——每晚罩住全家镜子，可不得有房内女佣执袋？更别提那些为了保证区隔、保证道德秩序而产生的清洁vs.污秽的观念，例如高诵珍的曾祖母，高家掌管家政、素有名望的老太太，坚决认为女人下半身不洁，肚兜洗时都要拆成两块分别浸水，上下不可同泡齐搓，晒干再缝好，针线活真无穷无尽也。
这种“传统的发明”中，传统既是宾语，也是主语。上面的人说肚兜得拆，是旨意，也是道德训诫和文明化身，谁不服它信它，就是不懂事兼不卫生。
也是为了这场高徐联姻，婚礼仪式，高家前后用了四年时间，上下人等合作手工制出九万六千颗桂花糖，颗颗包装，放入石灰盒防潮，再在婚礼后第三天的宴席上作为喜糖分赠宾客。贾宝玉的“无事忙”确是整个高宅的座右铭。
自然，无意义是现代人“想做出些实事来”的心绪下才会发的感慨。这桂花糖，九万六千颗手工糖这神经病般的数字（桂花偏执狂），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与赛先生毫无关系，与德先生更背道而驰。就算我对旧时工商业、民情、仪式细节再感兴趣，兴致盎然地读《山居杂忆》到后半夜，也挥不去二十世纪人的内心情绪，实在觉得这说明那“下等人”的工资也未免太低，而对“上等人”的游戏即使不算厌恶，也有厌倦。
但在当年，这当然不是无意义。仪式是“豪门”的夸富宴，旷日持久的准备和仪式，不仅仅有实用的功能，例如给女儿长志气。嘴上谦虚着“我们准备得简单、不得体”，实际是倾力使女儿不受气，得到夫家的重视和尊重。说到底，这些仪式并不是关于女儿具体这个人的，而是关系到两家之间的关系，表达出两家共属一个社会阶层、且都以此为喜事的意思，也就是一种彼此的祝愿，也是结构动态形成中的一环。也因此，这些流程都是妇女家庭角色的丰满过程，高诵珍在这些对话、过程、仪式中体会自身的角色，产生对于“家族”的认同情意，明白高家女与徐家媳的意思，了解妻责与长房责任，将家族的兴旺视为使命，成为一位“好家庭妇女”。无怪乎她在八十高龄，对于婚礼的种种细节和对话表情仍记忆犹新，这是她最深的社会洞察。
它还关系到整个当地社会的福祉甚至安定。夸富宴是满城盛事，展示出高家的豪奢，正像乐园里放的元旦烟花，给升斗小民带来视觉的享受和节日的娱乐。同时，平民既喜欢谈论“上等人”的八卦，喜见其灰飞烟灭，又贪其繁华，高家繁盛，刘姥姥们才有果子吃。若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会发朱门酒肉臭的感慨，这些仪式就未必会带来安定，不过，在高诵珍描述的图景里，街头平民没有那么出奇的念头，只希望富户多赐一些生意。不过，可能也正是为了预防不安定，这种仪式是“显财”，也有实实际际的散财功能，席卷了上下佣人、账房绣娘、园丁墅师，以至于义乌的竹器匠与福建的漆器工匠，无远弗届，都能从中得一点赏赐或生意。也正因为此，婚礼后第三天的宴席，不择宾客，来宾皆可以领喜糖并闹洞房（甚至是“胡闹”），角色颠倒，九万粒桂花糖象征性地一散而去。
散财，确实是所谓富家的道德。其“散”的过程便是承担对社区的社会责任，无论富家自身是用佛教的轮回和慈善心、基督教的十一税、还是公益精神来激励自己，是用阿鼻地狱还是鬼故事来吓唬自己。高诵珍一再讲起家风，无论回忆自家遣人拆肚兜的曾祖母，还是夫家主事的祖母，还是讲起自己对待佣人、塾师的态度，都有着一副对“宽厚待人”的得意。散文写得冲淡，刻意仿丰子恺周作人的风格，想要语简意丰，那“意”也呼之欲出：好佣人老实、胆小、完全信任主人，主人也加以回报，这种道德的往返于途，多么平衡，多么好！这种关系里，上面的确实是“主人”，而非“雇主”。而承认主人绝对性的仆人，就有机会享受大福气——例如工资都由雇主代着存起来，到老再一并拿去，以免他们糊涂乱花。
而态度暧昧的佣人，例如解放后还在她上海家里帮佣的黄妈，是染了现代病，动不动就计较起来，不肯做分外的事，还要跟雇主谈价钱，哪里像以前陪着老太太的叶妈，什么都肯做，一心为主地做一辈子。
还有坏佣人，就相当坏了，考验主人的宽宏。轻者偷吃东西，不告而辞。重者勾引男主人、变为姨太太，道德不正派，高诵珍写其晚景凄凉，冲淡地给予故事以道德寓意。
看着这些，实在觉得传统中国缺少一点子灵活管理、激发人积极性的现代技术。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仆人故事的长篇小说《别名格蕾丝》里，19世纪加拿大乡村住宅里的女管家，很可以自作主张，拿出一点地窖里的冰啤酒，招待走街串巷的推销员，宾主尽欢，也是乡绅礼节的一部分。而在高宅，
“照管我的是陶妈，绍兴人。她在我断奶后就来照看我了，但不久就离去。照管我弟弟的是王妈，就是那个坐车车翻身、秤人秤断绳的大胖子。还有一个姓李，年纪比老李妈轻，我们就叫她小李妈。小李妈手脚不大干净，要拿东西。有一次，我母亲亲眼看见她在蒸点心的蒸笼里装了一盘热气腾腾的点心，飞快地走到账房里去给账房先生吃。可能这是因为她平时要麻烦账房先生写信、看信。”
女佣去酬报账房先生，就要被主人加以“宽宏大量”了。高诵珍也讲了自家母亲以至于自己宽待佣人的度量，显出处事高妙，例如园丁在屋内藏了些园中打下的好杏，母亲并未说破，而是叫上孩子一起吃掉。例如老太太开门发现佣人在翻抽屉，为不使其尴尬，悄悄又关上了门。
主人在这些时候维护了佣人的自尊心，不过，主人想不到的是，佣人时时在维护主人的自尊心。其实“规矩”“老实”都是需要修炼的，每一次佣人“好使唤”，利利索索地答应，规矩听命，去了就来，说着“这我不懂……”“哪见过这稀罕物”，讲述乡下的情形，都是在照顾主人的自尊心。
当然，我这些想法，也可能是以今人度古人。至少高诵珍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她这样写，
“那时候做佣人的，总希望好好服侍东家。只要东家满意，她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主人家工作一辈子，不但不用担心吃住，而且还有积蓄，将来可以供子孙买田、买地，以后也可发家致富。哪里像现在社会上传说的某些小保姆老娘姨。”
仿佛服侍东家是佣人的本心发愿，主人赐予岗位，令其“好梦一日游”，有住有吃，安稳攒钱、见世面。其实这是上层与下层的巨大收入差别、食利者的稳定与劳动者的辛苦漂泊等等社会结构造就的。希望东家满意，也是因为到了下个东家，生活又不知什么样子，除了拿起腿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作者反复讲了好几个故事，结构相似，老仆病了，还是自家出了车费让仆人的亲属接回乡，强调一下自家连那亲属的车费都出了，如是在不同篇目中写了好几位，大方主人的形象塑造得宜，其计较与写嫁妆时那自自然然的“天道”之感、写30年代自己割下肿瘤后丈夫要给瘤子拍个照的温存构成对照。奇怪，代仆人存薪金时当其是自己人，这时又不是自己人了，不看它还真想不起纯纯的“父权制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富人说自己体恤下人，就是善良不骄矜了，令读者仰慕。而穷人若说我的优点就是老实不偷东西，那满街都要笑，怪他忘了本。法律当然向有产者倾斜——佣人拿去些杏儿没有汇报就是偷窃，而对穷人苛刻不犯法——但是，怎么道德也要向有产者倾斜？
富人之仁，实在是一种自我的信念。就像汪某菲不断念叨“我是企业家，创造了就业”，给自己灌迷魂汤，居然也灌醉了一些看客。然后还要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念个不停。
这样看来，实在还是鲁迅好。
六十年代，高诵珍昂然对不速之客说，“我生在富家，嫁在富家”，意思是，我命定如此，富有什么错？更别提她已经待下人、医生这类技术人员、里弄邻居都够好了。微信读书APP和书评里，读者艳羡这种泰然自若、宠辱不惊。而以革命的标准，小将倒也没有上错门。
今人把“自洽”当作值得培养的美德，又时常认为优裕能培养出自洽（后面这部分逻辑，我也不知是怎么来的，总之优裕就是好吧）。其实自私的人没有不自洽的。把话说圆，谁不会呢。
当然，一本回忆能让人手不释卷看那么久，确实还是富有细节和历史感，读时津津有味，也增添许多新知。例如，钱学森对丹道气功的兴趣，能在他父亲的鬼神信仰里找到端倪。作者对幼时旁观钱父（钱均夫）碰到神秘事件后急急来高家传递给高父一思的热切兴致，写得栩栩如生。另外，看了这书，深感当年人实在讲究“福相”，不喜欢脸面苦的（积善之家嘛），尤其对女子。八字眉是眉毛倒挂，有苦气，而女子“下巴大”说明有福气，这也是奇异的新知。又比如，当年的有钱人，出去工作往往是大赔钱的——既要交际，例如作者丈夫被当成肥羊，由青年会笼络去成为会员，又要支持社会的事业，例如作者父亲支持学堂，拿祖产去撑学堂公益。为祖宗家业着想，还不如回家当富贵闲人，自家族账户支取月费，无非是花几个钱，打麻将混妓院。这和今天的情形也相似。以及，高诵珍自己说，嫁过去不生孩子实在是不行的，她甘愿冒着风险去大胆做手术。只生一两个也不行，生到四个，三男一女，终于可以按今天香港八卦杂志喜欢用的词那样，宣告“封肚”。这与今天的所谓豪门也正相似。
此外，那年代的富人，所谓工作，也不是今天泰勒制下的状态，而是委托账房先生经营，自己管理，天大的管理也比不上陪老太太吃饭。这与现代企业里CEO也属于科层制一环、受制于那密密匝匝组织起时间的上班，可谓云泥之别。这不意味着妇女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游园闲谈，拥有大量闲暇，至少，长媳这种身份，需要张张罗罗地管家，监督家务流程、早晚陪老太太、去叔婶处谈话，都是责任的一部分，虽然，这依旧是忙碌，而不是“工作”。
淡豹，1984年生，小说及随笔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