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退休老人金玉回收旧毛线，给树穿衣服。灾害来了，大兵开着橡皮艇，奔赴救援现场。面对气候危机问题，简单的日常行动有意义吗？这是几个普通人的回答。
大兵在工作中清晰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正逐年增加。他是平澜公益基金会的一名管理人员，也是一位专业的一线救灾队员，为发生旱灾的地区找水，从洪涝受灾村镇救人。他目睹了中国民间救援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发现，愈加频繁和暴烈的自然灾害，正逐渐超出人类的掌控能力。
在十六年救灾生涯中，给他留下最深刻震撼的是菲律宾风灾。台风海燕席卷过境后，他乘坐救灾专用货机落地东部交通贸易枢纽，塔克洛班。他们降落在一片曾是机场的废墟上：塔台还在，但是所有的玻璃都消失了；机场主体建筑只剩下一些钢筋框架，墙、屋顶、店铺、指示牌全都被台风卷走了；为了指引救灾队伍，剩余的办公人员在机场残骸旁用防雨布临时搭起了一间办公室。
人类的财富、争斗、幸福，在这样的自然力量面前显得荒谬可笑。在塔克洛班，本该负责救援的消防和警察，连办公大楼都被卷走；当地有面积广大的铁皮棚户区，但大兵到时，只能看见一些漂在海上的杂物，和地面堆叠的残骸；富裕家庭住在独栋别墅里，“海燕”过后，别墅砖墙仍在，但整体竟从地基上移位了。只有孩子们尚未察觉到残酷，还在这未见过的奇景和台风过后的空气中自在玩耍。
在菲律宾，大兵见到了太多在海上漂浮的、在废墟底压埋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他几乎彻底克服了对灾难现场的反胃感。
去年夏天，中国京津冀发生暴雨，大兵也在现场。以他的经验来看，这次水灾的严重程度放眼全国也属罕见。收到救援消息的当天，大兵的妻子正生病，他把她送到医院，再赶去与队伍会合。他带上橡皮艇和船机，还有从家里随手拿来的食物，泡面和饼干。走到一半，他就发现桥梁已经被洪水封住了。所幸他拦下了一辆正向外逃的，运铝合金门窗的小货车。货车载上他，掉头开到琉璃河边，但几条路所到之处，车辆均无法通过漫水路面。大兵把橡皮艇充气，所有物资放进船中固定好，蹚水拖船，步行赶赴救援现场。
大兵参与救援的是东仙坡镇下胡良村。村里的房屋大多是砖混结构，在洪水中还算结实，但水位已经升高到危险位置，许多村民在家里的二楼或屋顶上焦急等待。
救援艇开到楼前，许多村民却不愿意下楼。或是因为屋内储藏了毕生奋斗的结果，不忍离开；或是因为还有侥幸心理，觉得水不至于淹到自己，想再保全些财产。大兵会耐心劝导他们，但也不强求，如果再收到求救信息，他还会过来；有时，村干部接收到了上游仍在泄洪的消息，村民有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必须连夜转移，这时大兵会带村干部上船，一起带人离开。
在危机时刻，人被强烈的求生意志左右，行为难由理性控制。比起不愿上船的人，大兵更担心的是太急迫想要获救的人。救援的铁律是优先保证在船上的人安全，如果冒险超载，就违背了救人的初衷。
同时，大兵也会尽量劝上船的人少带包裹，为更多待救援的人节省空间和重量。救援现场往往是混乱、悲伤的，由于路程和水流的缘故，受灾群众可能会被分流到邻村的区域，焦头烂额的村干部有时会与救援队发生冲突；而有些坚守自家财物的村民，也可能在没人能预料到的一夜大涨水之后错失了最后接受救援的机会。灾难的来临总是突然的、出乎意料的，但人类的意识和行动，却能确确实实地影响灾害的频率，影响应对灾害的可能手段。
在2019年，有记录以来地球第二热的一年（以及最热的连续五年，和最热的连续十年的最后一年），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当时已经比工业化之前升温了1摄氏度，而温室气体排量仍在逐年增加。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SDR）在2015年对过去十年进行总结的报告显示，超过90%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是气候灾害（其中最多的是洪水、风暴与极端高温）。而全球变暖提高了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烈度。
全球视角下自然灾害的增加似乎并非个人有能力改变的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意识却能影响灾难来临时的应对措施。
2009年西南旱灾，大兵前往贵州晴隆县烂木桥村救援，他负责的项目是探洞找水。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最集中的地区，这里常见地下水溶蚀石灰岩形成的溶洞，有时深达上百米。在旱灾中，溶洞有时能提供珍贵的饮用和灌溉用水。
一到现场，大兵就看到了村中间漏斗状的塌陷地块。漏斗尖是一处溶洞洞口，约有四平米。有洞就有水，但水是否能用，则需要他来取样检测。他先在岩壁上打锚点固定，拴绳，穿上装备，使用下降器进洞。
洞深有三十多米，但到大约一半，他就闻到了洞内的臭味，再向下，他看到了猪、牛的尸体，和大量的生活垃圾。再做取样化验已经没有意义，水体的微生物和细菌结构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如果要用水，需要请专业机构做净化处理。这是村民和救援队所无法负担的。
村民告诉大兵，过去，他们习惯将垃圾和死去的牲畜扔到洞里，把它当作一个天然的垃圾处理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即使城市居民，也会受到旱灾的间接影响），并没有成熟的渠道，和充分的警觉，能让人们了解到——灾害来临时——像溶洞和其他自然区域可能提供的珍贵帮助。
救援队员大兵的肖像//
即使并非专业的救援队员，我们也能在近年来逐步增加的社会新闻里感知到气候正在变得极端、无常。2023年夏天，一位导游在颐和园内中暑，因热射病去世。而在今年春天，南昌突发雷暴大风，将同一小区的三人从高楼里卷走坠亡。我们会将注意力投向灾害中的死亡，救援，重建。但当灾害过去，人们轻易就会忘记了。
但也有一些人，已经在日常中主动选择过上一种对环境有利的生活。金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地坛公园门口，我们见到了金玉。金玉是一位北京的退休老年人，她身穿一件蓝色连衣裙——是用云南扎染布自制的，手提包则由一截截短小的五彩的毛线手工编织而成。至于脚上那双皮鞋，她也能说出其时间久远的来历。年轻的时候，她在石家庄一家军需工厂工作，为军队生产制服，学会了缝纫机。后来她做了几年服装外贸生意，在那个行当，浪费是常态，她也从没想过要将一些多余的布料利用起来。当她有了女儿后——说到这里她有点惋惜，“我的事业就到这里为止了”——随后做了十八年全职妈妈，直到退休。2015年，她了解到北京的市集，从昌平辛庄，到朝阳三里屯，她开始用自己钩织的手工艺品赚些零花钱。
但金玉并没有补贴家用的需要，她希望能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在市集上，她在相邻的摊位认识了环保组织“绿主张”和“有机农夫”的成员，两个组织当时都在做回收废旧纺织品的工作，她与他们合作，将旧毛线和破旧毛衣变成新织物。
在市集上，他们又认识了附近的一位女士，她每年会自费去两次日喀则，也认识当地的小学教师。比起将回收的织物卖出去，金玉和环保组织的成员们都更想让它们帮助到有切实需要的人。2021年，他们开始与这位女士合作，将毛衣、帽子、围巾捐给日喀则的小学生。
回收来的毛线实在是太多了，金玉是个急脾气，看不得它们越囤越多。那段时间，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走路都在打毛线，她的手艺已经纯熟、织毛衣不耽误看电视。织好的东西堆在家里，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一整间屋子。环保机构后来也开始招募钩织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毛线复活团队”，又联系了更多的小学，为十几所小学捐出了一千多套编织的围巾、帽子和回收的毛绒玩具。
城市生活用景观表达自身的理念和气质，也用临时造景为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提供节庆氛围。街道、商店、广场总是那么靓丽，可装饰它们的材料和居家使用的那些陈旧、发黄、开裂的老物件并无二致。在城市每日焕然一新的背后，有许多关于垃圾的秘密。
12月末，在双井参加完有机农夫集市后，金玉意识到乐成购物中心的圣诞装饰是由漫天遍地的绿色毛线组成的。商场的工作人员本来准备将它们丢弃，但金玉帮他们做了处理：回收到家里，织成了绿色围巾，还有给孩子们的毛绒玩具。
也不是所有的毛线都能变成毛衣的。在金玉的家里，一度囤着不少存放了二三十年的粗毛线，它们多由和她年纪相仿的老人送来，囤积多年，源于轻工业技术不成熟的年代，十分扎人，即使只有领子接触皮肤，也让人红肿瘙痒。因为没法做成今天人们会穿的衣服，这些毛线一直闲置着，直到她跟龙潭公园进行了一次合作，才找到愿意承受这些毛线的皮肤。
不是人类的皮肤——是树的皮肤。
2024年春节前，金玉跟一家线上旅行平台合作，招募了40个人，教他们钩织，作品就是用粗毛线做的大树外套。她自己设计了图案和配色，也留了一些给学员们发挥创意的空间：比如说有一棵狐狸大树，身子已经设计好了，那么尾巴怎么做，就是学员们说了算了。
还有很多人给金玉送来废旧织物请她改造，把裙子和裤子改成提包、帽子。金玉自己织的狐狸和熊猫帽子在市集上卖168或188元，提包和云肩卖更贵。但赚钱只是一点小乐趣，她还是更喜欢看自己做的东西帮到更需要的人。
这些经历改变了金玉对生活的看法。在环保市集上，志愿者们都穿着二手衣服，有很多人已经十年以上不买新衣服。起初她心里也有芥蒂，渐渐地，她开始发动身边人也跟她一样穿二手衣服——这样不影响美或者功能性，只是抛弃了心里怕别人觉得我们穷的那一点点虚荣心，不是吗——金玉对于环保生活的关注和新的青年文化时尚合流了。她在小红书上看钩织纹样，也在朝阳门社区27号院，一个社区文化中心，做手工艺指导老师，四合院的庭院里，有来自阿富汗和科摩罗的留学生跳舞。
金玉过上了忙碌而规律的退休生活——这种生活和军需品、和服装外贸都没有关系，她是一位老师，传授钩织技法，在帮助他人中获得满足感。她的丈夫每天负责做饭——因为他不像她那样有很多事业要忙——每隔几天，金玉就放下毛线出门，在地坛门口参加合唱团，和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唱老歌和红歌。
“因为我也不能每天总在工作吧，”她说，“洗漱完了我就去公园唱歌，你去小红书上查查，阳光合唱团，每天早上9:00到10:30的。”
金玉的肖像 //
金玉和大兵的生活本来尚无交集，但在2024年的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他们一同出现在绿色和平和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举办的《在躁，以再造——气候行动者影像展》中。展览的主题是12位来自各地区、各年龄段的“气候行动者”。他们的工作与气候有关，也许是像大兵这样，处理气候危机的后果，或者像金玉这样，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行动。
在展览现场，我们看到了展物。金玉展示的是她用废毛线编织的熊猫帽子和围巾，还有一篮子“面包”——不是真的面包，而是用无纺布做成的“甜甜圈”、“法棍”、“小方包”。无纺布这种材料听上去有些陌生，实则充斥着我们的外卖袋、购物袋、搬家时用的编织袋。在清明节一次市集，金玉想到家里还有一些搬家用的废袋子，就选来了一些深棕色的无纺布，塞进棉花，上面还缀有一些彩色的碎片。她对这篮面包相当满意。“特别是那个甜甜圈，年轻人可喜欢了。”
大兵展示的是他的水域救援衣。这件救援衣跟着他参与了伊朗洪灾、安徽水灾、河南水灾、巴基斯坦洪灾。
还有户外摄影师在雪山拍下的冰舌退缩的照片，一位艺术家在溪水里捡的石头，一个孩子的“昆虫屋”——由小木棍搭建而成，布有铁丝网，落叶碎屑，蝽、瓢虫、甲虫能在这间小屋里度过北京寒冷的冬天。青年演员李雪琴的一只保温杯。侯雯元爱滑雪和冲浪，就展示了一只珊瑚友好的防晒泥。
这次影像展的摄影师是许闯，和金玉、大兵一样，他加入到这次活动里，并不是为了“保护地球”或者“阻止气候变化”这样高大、遥远的目标，而是出于偶然间激发的一些创作灵感，更像是孩子们做手工的心态。
策展团队和他一起收集了布展期间办公室里印刷方案的纸张，将“气候行动者”的面孔印在它们上面——一切都是自然的：日常工作的自然产物，平凡生活中的自然笑脸，面孔各印刷部分的自然组合。
在“气候行动者”们的照片上，我们能看到环保机构工作中用到的数据资料，比如艺术家青川的左脸颊上印着“互联网科技企业信息披露与环境治理现状”，左耳环处则能看见“快递行业与交通运输领域整体的碳排放增速比较”。展览也用了更低碳的形式进行展陈，比如使用可降解的纸板而非PVC塑料或易拉宝。
对于这次影像展的策展人楚楚来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公众传播领域，最大的困难是气候危机宏大、渐进，除了灾害发生的时刻，它总似乎离社会公众较远。人们难免困惑：简单的日常行动真的有意义吗？
楚楚是在与平澜基金会的沟通中与大兵相识的，而金玉，则是绿色和平参与共创的社区活动中的一员。除了他们，“气候行动者”中还包含开发环保主题桌游的一位厂牌主理人，青年艺术家，户外摄影师，以及李雪琴、侯雯元二位热心环保的艺人。对于他们而言，“保护环境”或者“应对气候变化”并非发自宏大的观念，正相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然和环保的态度，才依靠偶然的机会与环保机构走到了一起。
正因如此，楚楚在他们身上感到，环境保护，特别是其中的可持续生活和低碳生活理念，并非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观念。这些“气候行动者”也许说明，普通人的普通行动，也能对缓解气候变化起到关键作用。这些行动，同时能对社区和行动者本人的生活，产生持续有益的影响。
青年演员李雪琴//
青年演员侯雯元//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普通人如何建设一种更亲近自然、更环保的生活？救援者大兵会说到他在家庭里偶然完成的自然教育。
大兵是山西大同人，三线建设时期围绕山区里的水泥厂生活。每天下午三点小学放学，大兵会先去家门口的野山玩一圈再回家。野山是太行山脉向西北延伸的余脉，几乎是秃山。他在一边玩，厂矿在另一边用炸药采石。他就是在这样的自然中成长起来的。
对于山的爱促使他后来成为了探洞爱好者，又把爱好变成了工作。民间救援工作很辛苦，即使是蓝天救援队这样规模较大、较成熟的组织，日常也会自己掏钱进行救援。促使大兵坚持这份工作的是一种责任感，他解释说，“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任何工作”，有救援的需要，他有操作和组织救援的能力和经验，他就感到自己有义务投身其中。
从事救援工作后，大兵接触了更多宏观的数据和灾害的现场，他观察到，全球变暖使得中国降水的“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显著北移，在给粮食种植模式带来变化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内陆地区更加频繁地出现极端降雨。早年间，暴雨造成的水灾多发生在长江以南，2019年，安徽暴雨导致水灾，他赶赴六安固镇救援，山区泄下的洪水冲垮了当地的羽绒制品仓库，装着鹅毛和鸭毛的编织袋在路上漂浮，镇上的房屋大多已经沉入水下，原来与房顶平齐的高度，现在只能行船。
大兵见证了自然的友善与暴烈。从技术和感情上的投入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行动者”。
个人行动是气候变化议题之下的重要一环。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收入前10%的人口产生了近一半的碳排放，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个人行动，影响的并非眼下，却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产生重要的改变。
就像自然作家海伦·麦克唐纳写道——
“末日论才是行动最大的敌人，它让我们放弃主动，感到唯一能做的只是忍受和坐等结局。这不是我们现在应有的想法，因为末日不一定是巨大的变动，不一定是大灾难。这个词早先的含义是启示、预见、洞察，从前未知的事物变得分明。我祈祷当今的末日能够带来启示，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干预的力量……
看起来，这个世界似乎必须依靠化石燃料和无穷尽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无法自拔的机制同样也可以调整。我们所能采取的行动似乎无法实现，没有意义，然而它们恰恰是完全、绝对、应该实现的。我们可以呼告、哀悼、歌唱、希望，为这个世界而战，和其他人站在一起，哪怕我们并不相信，哪怕变革看似没有可能。因为，就算我们不相信种种奇迹，奇迹也依然存在，它们正在等待我们发现。”
撰文 贺米
头图 Kelsey 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