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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开会?

先生制造

60

202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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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真正可怕的事:安全问题、素质培养、资源调配,这些教育工作的目标被它自己的繁重形式掩埋了。我们越疲劳、越负责地完成任务,就有越多的精力消耗在与目标无关的事上。

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西南地区一所乡村小学支教的观察。

一份乡村学校的会议纪要

01

讲台上,一位年轻教师调整着 PPT,努力使会议标题出现在投屏正中。会议标题大多与内容无关,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事。那些“上头”要开的会议,核心一直是拍照、留证。有时吃完午饭,詹校长会带我们到还没上课的学前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行标题,找来一位四年级学生。我们坐下,摊开本子握着笔,让学生拍照。詹校长擦去标题,写上另一行,我们脱去外套权当换了衣服,交换座位,再让学生拍照。反复几次,最近的会议任务就算完成了。会议主题从防火禁毒到爱国教育不一而足,麻烦些的,还要班主任开会拍照。起先我抗拒形式主义,会准备些一年级学生能听懂的材料。直到普及民法典那次,望着台下10个6岁的山村孩子,我开始选择放弃。现在,他们一见我往黑板写长标题,就乖乖举手坐正,争着当拿手机拍照的那个。我所在的这所村级小学只有6名教师、60多名学生,仍要配合这些。孩子配合我们,我们配合乡里,乡里自然也有要配合的对象。

这天,在多媒体教室坐下不一会儿,身边说笑声渐弱,同桌的李老师关上了指导书法的短视频。三位中年男性坐在课桌临时拼凑的主讲台,杨书记和姚校长在两侧神情严肃,笑盈盈的蒋副校长正对着麦克风。年轻男教师在教室后掏出手机拍照,但我们心知肚明,这次“月度安全工作部署”的真正内容,是不能打在 PPT 上的。

“兄弟姊妹们,”蒋副校长操着本地西南方言,语气总是那么亲切,“相信大家一定也都听说了,春晖和附中有学生拉肚子的事。县里已经派出了市场、公安、卫生等部门的联合调查组,样本也送到深圳检验了,基本排除是学校食堂的问题。我首先要感谢兄弟姊妹们平时的工作和付出。我们每次都强调,自身没有问题之外,一定要做好各种台账和表单,留有白纸黑字、照片和培训记录,不然出了事就撇不干净了。”

中心校有学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消息,上周就从乡里传到了我们村。先是我学生在乡里读书的哥哥姐姐纷纷告病回家。暑假最后一周,乡里才通知,撤点并校的大潮不可阻挡,今年各所村小不再设置五年级。但中心校的设施是有限的——五六年级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去乡里住校,习惯了小班教学的他们发现自己置身在六十人的超大班级里,部分学生甚至得两人共享一张宿舍床。如今他们又开始上吐下泻。这一定是个难熬的学期。不过我那几天遇到几个生病回家的孩子,似乎都很高兴,因为可以在家多待几天。

乡里又通知戴口罩上学,也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我们猜测是诺如病毒。不久前一所山东中学70多个学生感染了这种病毒,上了新闻网站的首页,我们这边中心校一天也有上百学生请病假。我正好轮到那周值班,便在安全校会上讲了预防传染病和应对食物中毒的知识。但按蒋副校长的意思,在没有且不希望确定这是学校的责任时,提及食物中毒似乎是不恰当的。

蒋副校长接着列举了那些可以帮助大家“撇得干净”的工具——所谓“1345”制度,一个系统,三本台账,四项公示,五本记录。记录的留样时间要精确到分,留样重量要大于125克,留样处理时间要间隔48小时以上,留样人至少要写两位教师。每所学校都要有自己的事故应急预案以备查,“这也不麻烦嘛,你们拿中心校的回去,改个名字改个日期就好了。”

在这些我们已倒背如流的文书工作之外,蒋副校长也提了实际些的要求:“各个学校的食堂,还是要做到食材加盖摆放,加工要分区。这也到了冬天,有条件的尽量给学生提供热水……”

我正想着这句建议的可实施性——我在村小的学生,大多连杯子都没有,渴了就对着水管口喝生山泉水——就听见一位老师,以恰好能被全场听见的音量低声说:“我们学校之前弄桶装水,中心校到现在也没给报账啊。”

“陈家坝的打印机也还没人来修。”另一个声音响起。她的话题有些跳跃,但也不难理解:在这个以“兄弟姊妹”互称的乡村环境,层级没有那么分明,一碰面就各提需求、自说自话,是常见的事。台下窸窸窣窣起来,每个人都有几句抱怨要讲。

“关于那几项报账的问题,散会后你们单独来找我。”蒋副校长的笑容掠过一丝窘迫。“我们中心校有些做得不到的地方,还要兄弟姊妹们多包涵,多包涵啊。”

02

去年8月,我通过NGO组织来到这所山区村小支教,服务期两年。长期支教的内容之一,便是在教学之外,还要如同编制内老师,打卡、开会、处理行政工作。我和李老师分配到的是营养餐事务。开学第一周,詹校长给我做了“业务培训”。他四十多岁,人高马大,一头粗硬的短发。学生看见他板起脸的样子就会绕道走,背地里喊他“大老黑”。但在处理成人世界的问题上,他其实是个灵活细腻的人,常冒出些意想不到的狡黠。

和会议记录一样,“1345”制度下产出的表单也并不可靠。表册一共11本,詹校长将它们在桌上分成两摞。第一摞简单些:晨检记录表、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表、剩余物处理记录表、废弃物处置记录表、餐具消毒清洗记录表。它们的内容不会随着日期而变化,只要重复地填上“晨检时间:8:00”“检查结果:正常”“检查人:某某某”“处理方式:无害处理”“消毒时间:45分钟”等即可。剩余物与废弃物的重量则要每天填得略有出入,昨天2.8kg,今天3.1kg,明天2.7kg。食堂师傅和老师,并不会真的拿着泔水桶上秤称。

第二摞牵涉到食材:食品采购与验收台账、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出库台账、食品留样记录表、教师陪餐记录表、营养餐陪餐记录表。前两本无可撼动,那是每周学校从统一在线平台下单、县教育投资公司专供出货的账目明细。后面的几本则要填每日食物库存用量与食堂菜品。詹校长抽出一张空白A4 纸,在上面写写画画,为我讲解填法:

“按照采购单,你把这些食材分给一周五天,每天凑成两菜一汤。之后表单就按你分配的填。比如这周买了100斤洋芋,不管吃没吃完,每天吃多少,都在食品出库单上填洋芋出库20斤,在留样和陪餐记录表写上一道炒洋芋。”

“所以,和当天实际吃的什么对不上,也没关系?”

“像这些表,主要是怕上面来检查,你一周一次填完就行,一天天写太麻烦。要是来检查我们也会提前知道,那周就得一天一天地写。不过他们也不会真的问学生每天吃的什么。”詹校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后来,每当他为我这个外来支教老师解释这种事,我便能见到这种笑容。

詹校长绝不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人。开学不久,他留意到学生常常在上午叫饿,而每个学生每日5元的营养餐额度还有富余。这里有的家长对孩子学业期待值不高,政府拨款的营养餐便成了学校吸引力的重要部分。詹校长与本职只负责烹饪午餐的食堂师傅沟通,最终让学生早读后也能吃到煮鸡蛋或烤洋芋。

只是,表单试图通过细致的款项填写来规范操作,但可能恰恰是它们的死板与繁重,才使得做假成了常态。乡村教师的课时量多为每周20到30节,是不少城市教师的两倍,这类没有实际功用的文书工作都是应付了事。每周花几个小时填写表单的过程中,我从没去食堂清点过库存,为了方便拼凑还发明出“米线烧鸡”等没吃过的菜。我问一位当地老师,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的表格,他给出的答案与多年前本县一起食物中毒有关。可在乡中心校后勤与营养餐工作群里看到下面这样的消息时,我才明白,表单很难预防事故的发生,更多是帮你“撇得干净”:

“@全体成员 转自教投公司,各位老师早上好。因9月11日送到各学校的带壳玉米出现问题,请各位老师注意把9月11日收到的带壳玉米实收改为零,不记量。谢谢大家的支持。”

坦白说,当自己成为填表金字塔的一分子时,这样的消息,已不再能触动我的良心。除了营养餐记录,我还参与“伪造”过:

课后服务排班表——“课后服务”与“双减”相辅相成,旨在利用公立学校的教师和资源,以较低收费,为学生提供课后作业辅导、素质拓展教育,减少学生的作业和补习压力。但在我们这个连380元新农合医保都要学校教师参与劝缴的山村,一学期几百块的课后服务费是收不上来的。教育局要求下午改为两节课加一节课后服务,我们这里还是照旧上三节。只在通知检查的那一周,我们把所有音乐体育课移到了最后一节,等待领导审阅素质教育成果。

功能教室使用记录——几年前为了完成“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村小也须配备完善的功能教室。当时县财政没钱,应对检查,只能等检查组看完一所学校,立刻把设施运到下一所。现在钱和硬件是到位了,但利用率依然不高。我们学校的美术室长期荒废。教室的椅子坏了、中心校又拨不来新的时,我们就会掏出积灰的折叠写生凳给学生。阅览室的书是省图书馆捐的,满满三大柜,但很少符合乡村孩子阅读能力。

脱贫户收入证明——村委会要面对的检查比我们只多不少。一天放学,村妇女主任抱了一沓材料来学校,请我们帮那些出门打工的村民签字。“不要签得太好看啊,像小学生的字就行。”妇女主任嘱咐说。我们六个老师,右手签完左手签,证明了我村几十户人家已步入小康。

关于检查,詹校长也传授过经验的智慧:我们乡离县城有三小时车程,检查组来这个偏僻之地,也是某周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因此他们大多周一下午才出发,周五上午就返程回家过周末,检查只会发生在周中。周四下午还没抽查到我们学校,便可以提前放宽心,不必再让孩子们每个课间都擦一遍桌子。

检查组虽然工作时间不长,可查起来并不心软。他们也需要反面典型。詹校长说,某次被抽查时,他们质问他为什么平均一个孩子一餐要吃三两米。詹校长费劲解释乡村孩子油水少(据我观察,他们对米饭、洋芋的热情也远远大于素菜、鸡蛋)、家里又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对方才没有追查。去年秋季大检,另一所村小的校长被记了过,因为食堂坏了个灯泡,构成了“消防隐患”。

蒋副校长匆匆收尾后,中心校的庞老师就上台了。PPT 显示出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填年度安全评比要用的,大家手机扫码下载一下。”

“登录进去,先点这里,”庞老师环顾四周,停顿了几秒,“再点这里,就可以看到年度安全信息填报。中心校已经全部填完了,我把模版发QQ群里,大家改下学校名这些就行。每填一项,最顶上的进度条就会加对应的分数。”投屏显示,中心校的安全指数达到了100分。

系统里待填的问题有三十多项:“是否有专职保安,并配备保安器材八件套?此处上传相关照片”——对于教师只有个位数、连个代课教师都常请不起的村小,这当然是天方夜谭——“有无学生溺水事件紧急处理预案?此处上传预案文档”——我想起一位编制内老师告诉我的,去年夏天经过五天防溺水培训,她拿到了救生员资格证,只是至今还不会游泳——“有无每季度地震预防演练?此处上传相关照片”——这倒是个实用的要求。这里位处断裂带,十年前的暑假发生过一次强震,我们村小当时有9名学生丧生。我又打开群里的文件,并不意外地,找到了中心校替我们拍好的地震演练照片。

这可能是真正可怕的事:安全问题、素质培养、资源调配,这些教育工作的目标被它自己的繁重形式掩埋了。我们越疲劳、越负责地完成任务,就有越多的精力消耗在与目标无关的事上。数字化管理的结果,是 9 所村小的老师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靠着同一份模版都得了满分。

03

全县财政收入只够所有公职人员的两个月工资。听一位县教育局的官员这么说,我有些惊讶,偷偷在桌子下拿出手机搜索。政府网站显示,前一年全县总支出48亿,一般公共收入4亿,加上上级补助的38亿、债务转贷款的4亿和一些零碎款项,才勉强实现收支平衡。官员接着说,正因如此,他要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志愿者特别表示感谢。

这是去年8月,我到本县的第二天,开完这场座谈会就要分派到任教的乡镇。前一天我和同伴逛了逛:县城倚靠着一条大江,水面深邃平静,因为下游不远那座新建成的大型水电站正处于蓄水期。“高峡出平湖”是当地人如今最骄傲的景观,在此之前,这里出名的只有偏远、贫穷。他们感谢政府为水电站移民修建了崭新的安置房,也抱怨前几年随建设而来的外地人拉高了物价。

下午,汽车载着我们沿悬崖向更高处行进。悬崖下是金沙江蔓延的支流,它们夹杂在高耸的青山之间,没有在河边冲击出一寸平原。偶尔跃出的村庄并不成片,而是垂直分布的一簇簇房屋。三个小时后,几百米长的白色建筑出现在一处相对平坦的山腰,这便到了乡里了。

在小饭店和几位当地教师吃完牛肉干锅,杨书记又邀请我们到他的宿舍再喝几杯。他长得俊朗,黑发浓密,白色短袖衬衫配西裤皮鞋,普通话也标准,颇有语文名师风范。同去的还有姚书记,和一位身材短小、戴黑框眼镜的附中政治老师。

酒过三巡,每个人都谈起往事。姚校长一边用砖块为大家砸开山核桃,一边说到自己的家乡。那儿离县城附近的水电站不远,还在建设时,村里人常去工地偷废弃的建材边角料,不少按当地标准“发了财”。超出经验的还有工程带来的污染:他父母种的蔬菜,那几年总有一层洗不掉的灰尘,只能把外皮剥了再吃。

政治老师回忆十几年前自己刚毕业,一意孤行去广东打工,“一个月挣好几千块,那在当时可不得了。”但家里人总催他回来找份稳定工作,他架不住劝,考了本县的乡镇老师。现在形势变了,大学生难就业,抢着进体制内;他呢,人到中年评上了职称,近年国家的教育扶贫补贴又发得多,一个月能拿一万出头。“虽然这里落后点,但日子还是过得可以的。”这个转折里没多少遗憾的语气,更多是有意收敛的满足和炫耀。

杨书记中途接了几个电话。一位老师想调换下个学期分配的岗位,另一位则要请个长假。面对这些变故,他在电话中语气轻松,时不时大笑起来,口音也切换回了方言。无一例外地,他用“决定已经做出了,但我尽量再帮你调整”的辞令结束了对话。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开学前两天仍在调兵遣将。“当领导就是这样,你帮助、提拔了别人,别人觉得那是因为他自己努力;他的工作遇到点问题,就觉得都是你造成的。”杨书记扭头对我们说。

回到讨论中,他也追忆起青春岁月:从师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村小,那时他年轻气盛,和担任村长的当地“村霸”起了冲突。后者断了学校水电,他差点就此辞去教职。他又从快手里搜出照片给我看:红褐色的土地上两间砖砌的平房,周围不见任何植被。这是网友最近拍的那所村小,一副废弃已久的模样。“我性子直,常得罪人。”他补充道。

“那您现在还当上书记了。”我说。

杨书记轻笑一声,语气带些忿忿:“三十七岁前我都没当过领导,连个期末考试阅卷组的组长都没当过,就因为班子里的人不信任我。”

再见到杨书记和姚校长,他们离我远多了,模样也严肃得多。两周后的教师节,在地震后新修的乡政府大礼堂,他们在主席台乡委书记和乡长的两侧正襟危坐,台下是上百名的全乡教师。这场教师节表彰大会的大多时间波澜不惊,直到乡委书记发言的后半程,他话锋一转,放慢语速,嗓门也高了几度:

“我们的人民教师队伍,既然为人师表,就要注意自身的道德素养。那些喝完酒去上课的、在外面做生意不管学校的事的,我不是不知道。你们还配当老师吗?以为有个编制,就高枕无忧了?

“还有那些越级举报的,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知道吗?教育系统天天弄这些幺蛾子,不认真把教学质量抓上去,成何体统!我希望,今年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事!”

后来,我才从各种闲谈中拼凑出事情的轮廓:中心校的张副校长,于本乡就职多年,在当地老师中更有威望和人脉。县里为推进各项改革,常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和校长,双方一有冲突,当地老师便会用假期安排违规等各类事由,到市里举报“空降”的领导。6月才调来的杨书记和姚校长,已经是中心校这三年换的第三套领导班子。

撤点并校,是“空降”领导们要推进的重点任务。因为人口外流和出生率下降,村小的学生越来越少,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的“撤点并校”也进行了一轮又一轮。8月底,赶在新学期开学前,新领导们做出了撤并所有村小五年级到中心校的决定。而按最新的规划,五年后全乡的村小将从9所收缩到3所。

学生只能离开家,去条件并不宽裕的乡中心校或村点大校,早早开启寄宿生活。对于家长,这意味着额外的交通和食宿支出,甚至有少部分会选择到乡里陪读(乡里超市门前的广告:“招聘足疗技师,适合带孩子上学宝妈,工资面议”)。也有专家指出,寄宿制可以免去孩子每天一两个小时攀爬山路的上下学时间,集中资源办大校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水平。

大家都明白是钱的原因。如果把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学生的村小合并在一起,所需要的教师数量就会大幅减少。而在我们县,教师薪资是笔不小的支出,勒紧裤腰带后的“上面”也不见得能一直输血,来维系巨额的教育帮扶补助——新一年,詹校长的工资直接降了一千多。可到时候,被撤并掉的村小教师去哪里?

临近期中,杨书记的车开到了我们村小。他从后备箱取出一箱又红又亮的苹果,自己抱到二楼的办公室说送给大家,又为每个教师削了三个。一番寒暄后,用委婉又不容置疑的语气,他向詹校长提起了撤点并校:“我们目前的规划是每一年并一个年级,不过像苍坪这种只有二、三十学生的,应该明年就撤了。你们学校总人数也不多,可能也就两三年。还是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要跟家长提前宣传……”

詹校长嘴上说着好。事实上,去年开学前,他给村里不少人家打了电话,劝他们只要有年满4岁的孩子,都可以送来上学前班。杨书记,则到每所村小都送了一箱苹果。

04

在多媒体教室的临时主讲台上,杨书记拉过台式话筒,要最后说两句。他先提起的是自己事务繁忙,昨晚还在派出所熬夜协助处理翻墙逃学的附中学生。“在这里的半年,比我之前在永平镇两年还累。”他说。结束了这有意无意的抱怨,他又将话题引向那起众人皆知的事——最近中心校一位教师把学生打受了伤,家长正找学校索要赔偿。

体罚在乡村教育中是件复杂的事:文件明令禁止,但教师们向来认为“先进”的教育理念不落地,还将隔壁“本省衡水”谈湖县的教育成就归功于打得狠;学生在常有体罚甚至暴力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稍长大些不少也会开始骂人、打架,较轻的惩罚措施很难对他们产生震慑;家长大多认同体罚,我学生的父母就常对我说“在学校不听话你就拿条子狠狠抽”,可也很难接受孩子被真的打伤。

“首先我要跟大家统一一下,这不是‘体罚’,是正常的‘教育惩戒’。”杨书记一下就为事件定了性。“我们也跟家长说了,想要解决就走法律途径,不然学校是不可能给一分钱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认真教书的老师被诬陷、被委屈。”

杨书记的恩威并重,从来不是没有来由。“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最近蒋副校长正式当选了中心校的副书记,党务工作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来,蒋副校长。”

蒋副校长冲大家笑了笑,接过话头:“我们一共三个支部,今年有一个支部被评成了‘后进’。想把这个帽子拿掉可太麻烦了,要交太多太多材料。那我想,明年要是苍坪这几个学校撤掉,我们也就向上面申请撤掉一个支部,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没等听众回过神,杨书记又切换了话题。“今天说的这些,每个学校回去都要认真学习、贯彻。安全是学校的生命线,要是出了问题,我们就都别想干了。”

“上面就是一根针,随时都会扎下来。”杨书记的总结铿锵有力。

会议结束了。从多媒体教室出来天色将暗,眼前由近及远,是一片水泥篮球场,一排铁丝围网,和远处墨蓝色的天空与山峦。到乡里的第一天晚上,姚校长曾与我们在这片篮球场散步。他指着铁丝围网说它们让他头疼:安全巡视组说围网太高,刮大风时有倒下来砸到人的可能;可要是太矮了,又会有寄宿的学生半夜翻出去。他又指着一处难以看清的山谷,说一条规划中的高速公路要在那里设置出入口,通车之后,这个偏僻乡镇也可直通宜宾、再达成都,只是目前施工进度远不及预期。

当时的我初来乍到,只觉得山风习习、星夜静谧,围网阻拦了我观察美景的视野。而现在,和其他村小老师一样,我和李老师也要赶紧去仓库搬东西。报完帐的詹校长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开车来一趟乡里不易,要把握住为数不多的,能从中心校拿点 A4 纸、新椅子和消防器材回学校的机会。

(文中人名、地名经模糊处理)

//  撰文 熊韧凯

题图设计 孙毅

编辑 c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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