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真正可怕的事：安全问题、素质培养、资源调配，这些教育工作的目标被它自己的繁重形式掩埋了。我们越疲劳、越负责地完成任务，就有越多的精力消耗在与目标无关的事上。
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西南地区一所乡村小学支教的观察。
一份乡村学校的会议纪要
01
讲台上，一位年轻教师调整着 PPT，努力使会议标题出现在投屏正中。会议标题大多与内容无关，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事。那些“上头”要开的会议，核心一直是拍照、留证。有时吃完午饭，詹校长会带我们到还没上课的学前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行标题，找来一位四年级学生。我们坐下，摊开本子握着笔，让学生拍照。詹校长擦去标题，写上另一行，我们脱去外套权当换了衣服，交换座位，再让学生拍照。反复几次，最近的会议任务就算完成了。会议主题从防火禁毒到爱国教育不一而足，麻烦些的，还要班主任开会拍照。起先我抗拒形式主义，会准备些一年级学生能听懂的材料。直到普及民法典那次，望着台下10个6岁的山村孩子，我开始选择放弃。现在，他们一见我往黑板写长标题，就乖乖举手坐正，争着当拿手机拍照的那个。我所在的这所村级小学只有6名教师、60多名学生，仍要配合这些。孩子配合我们，我们配合乡里，乡里自然也有要配合的对象。
这天，在多媒体教室坐下不一会儿，身边说笑声渐弱，同桌的李老师关上了指导书法的短视频。三位中年男性坐在课桌临时拼凑的主讲台，杨书记和姚校长在两侧神情严肃，笑盈盈的蒋副校长正对着麦克风。年轻男教师在教室后掏出手机拍照，但我们心知肚明，这次“月度安全工作部署”的真正内容，是不能打在 PPT 上的。
“兄弟姊妹们，”蒋副校长操着本地西南方言，语气总是那么亲切，“相信大家一定也都听说了，春晖和附中有学生拉肚子的事。县里已经派出了市场、公安、卫生等部门的联合调查组，样本也送到深圳检验了，基本排除是学校食堂的问题。我首先要感谢兄弟姊妹们平时的工作和付出。我们每次都强调，自身没有问题之外，一定要做好各种台账和表单，留有白纸黑字、照片和培训记录，不然出了事就撇不干净了。”
中心校有学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消息，上周就从乡里传到了我们村。先是我学生在乡里读书的哥哥姐姐纷纷告病回家。暑假最后一周，乡里才通知，撤点并校的大潮不可阻挡，今年各所村小不再设置五年级。但中心校的设施是有限的——五六年级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去乡里住校，习惯了小班教学的他们发现自己置身在六十人的超大班级里，部分学生甚至得两人共享一张宿舍床。如今他们又开始上吐下泻。这一定是个难熬的学期。不过我那几天遇到几个生病回家的孩子，似乎都很高兴，因为可以在家多待几天。
乡里又通知戴口罩上学，也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我们猜测是诺如病毒。不久前一所山东中学70多个学生感染了这种病毒，上了新闻网站的首页，我们这边中心校一天也有上百学生请病假。我正好轮到那周值班，便在安全校会上讲了预防传染病和应对食物中毒的知识。但按蒋副校长的意思，在没有且不希望确定这是学校的责任时，提及食物中毒似乎是不恰当的。
蒋副校长接着列举了那些可以帮助大家“撇得干净”的工具——所谓“1345”制度，一个系统，三本台账，四项公示，五本记录。记录的留样时间要精确到分，留样重量要大于125克，留样处理时间要间隔48小时以上，留样人至少要写两位教师。每所学校都要有自己的事故应急预案以备查，“这也不麻烦嘛，你们拿中心校的回去，改个名字改个日期就好了。”
在这些我们已倒背如流的文书工作之外，蒋副校长也提了实际些的要求：“各个学校的食堂，还是要做到食材加盖摆放，加工要分区。这也到了冬天，有条件的尽量给学生提供热水……”
我正想着这句建议的可实施性——我在村小的学生，大多连杯子都没有，渴了就对着水管口喝生山泉水——就听见一位老师，以恰好能被全场听见的音量低声说：“我们学校之前弄桶装水，中心校到现在也没给报账啊。”
“陈家坝的打印机也还没人来修。”另一个声音响起。她的话题有些跳跃，但也不难理解：在这个以“兄弟姊妹”互称的乡村环境，层级没有那么分明，一碰面就各提需求、自说自话，是常见的事。台下窸窸窣窣起来，每个人都有几句抱怨要讲。
“关于那几项报账的问题，散会后你们单独来找我。”蒋副校长的笑容掠过一丝窘迫。“我们中心校有些做得不到的地方，还要兄弟姊妹们多包涵，多包涵啊。”
02
去年8月，我通过NGO组织来到这所山区村小支教，服务期两年。长期支教的内容之一，便是在教学之外，还要如同编制内老师，打卡、开会、处理行政工作。我和李老师分配到的是营养餐事务。开学第一周，詹校长给我做了“业务培训”。他四十多岁，人高马大，一头粗硬的短发。学生看见他板起脸的样子就会绕道走，背地里喊他“大老黑”。但在处理成人世界的问题上，他其实是个灵活细腻的人，常冒出些意想不到的狡黠。
和会议记录一样，“1345”制度下产出的表单也并不可靠。表册一共11本，詹校长将它们在桌上分成两摞。第一摞简单些：晨检记录表、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表、剩余物处理记录表、废弃物处置记录表、餐具消毒清洗记录表。它们的内容不会随着日期而变化，只要重复地填上“晨检时间：8:00”“检查结果：正常”“检查人：某某某”“处理方式：无害处理”“消毒时间：45分钟”等即可。剩余物与废弃物的重量则要每天填得略有出入，昨天2.8kg，今天3.1kg，明天2.7kg。食堂师傅和老师，并不会真的拿着泔水桶上秤称。
第二摞牵涉到食材：食品采购与验收台账、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出库台账、食品留样记录表、教师陪餐记录表、营养餐陪餐记录表。前两本无可撼动，那是每周学校从统一在线平台下单、县教育投资公司专供出货的账目明细。后面的几本则要填每日食物库存用量与食堂菜品。詹校长抽出一张空白A4 纸，在上面写写画画，为我讲解填法：
“按照采购单，你把这些食材分给一周五天，每天凑成两菜一汤。之后表单就按你分配的填。比如这周买了100斤洋芋，不管吃没吃完，每天吃多少，都在食品出库单上填洋芋出库20斤，在留样和陪餐记录表写上一道炒洋芋。”
“所以，和当天实际吃的什么对不上，也没关系？”
“像这些表，主要是怕上面来检查，你一周一次填完就行，一天天写太麻烦。要是来检查我们也会提前知道，那周就得一天一天地写。不过他们也不会真的问学生每天吃的什么。”詹校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后来，每当他为我这个外来支教老师解释这种事，我便能见到这种笑容。
詹校长绝不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人。开学不久，他留意到学生常常在上午叫饿，而每个学生每日5元的营养餐额度还有富余。这里有的家长对孩子学业期待值不高，政府拨款的营养餐便成了学校吸引力的重要部分。詹校长与本职只负责烹饪午餐的食堂师傅沟通，最终让学生早读后也能吃到煮鸡蛋或烤洋芋。
只是，表单试图通过细致的款项填写来规范操作，但可能恰恰是它们的死板与繁重，才使得做假成了常态。乡村教师的课时量多为每周20到30节，是不少城市教师的两倍，这类没有实际功用的文书工作都是应付了事。每周花几个小时填写表单的过程中，我从没去食堂清点过库存，为了方便拼凑还发明出“米线烧鸡”等没吃过的菜。我问一位当地老师，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的表格，他给出的答案与多年前本县一起食物中毒有关。可在乡中心校后勤与营养餐工作群里看到下面这样的消息时，我才明白，表单很难预防事故的发生，更多是帮你“撇得干净”：
“@全体成员 转自教投公司，各位老师早上好。因9月11日送到各学校的带壳玉米出现问题，请各位老师注意把9月11日收到的带壳玉米实收改为零，不记量。谢谢大家的支持。”
坦白说，当自己成为填表金字塔的一分子时，这样的消息，已不再能触动我的良心。除了营养餐记录，我还参与“伪造”过：
课后服务排班表——“课后服务”与“双减”相辅相成，旨在利用公立学校的教师和资源，以较低收费，为学生提供课后作业辅导、素质拓展教育，减少学生的作业和补习压力。但在我们这个连380元新农合医保都要学校教师参与劝缴的山村，一学期几百块的课后服务费是收不上来的。教育局要求下午改为两节课加一节课后服务，我们这里还是照旧上三节。只在通知检查的那一周，我们把所有音乐体育课移到了最后一节，等待领导审阅素质教育成果。
功能教室使用记录——几年前为了完成“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村小也须配备完善的功能教室。当时县财政没钱，应对检查，只能等检查组看完一所学校，立刻把设施运到下一所。现在钱和硬件是到位了，但利用率依然不高。我们学校的美术室长期荒废。教室的椅子坏了、中心校又拨不来新的时，我们就会掏出积灰的折叠写生凳给学生。阅览室的书是省图书馆捐的，满满三大柜，但很少符合乡村孩子阅读能力。
脱贫户收入证明——村委会要面对的检查比我们只多不少。一天放学，村妇女主任抱了一沓材料来学校，请我们帮那些出门打工的村民签字。“不要签得太好看啊，像小学生的字就行。”妇女主任嘱咐说。我们六个老师，右手签完左手签，证明了我村几十户人家已步入小康。
关于检查，詹校长也传授过经验的智慧：我们乡离县城有三小时车程，检查组来这个偏僻之地，也是某周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因此他们大多周一下午才出发，周五上午就返程回家过周末，检查只会发生在周中。周四下午还没抽查到我们学校，便可以提前放宽心，不必再让孩子们每个课间都擦一遍桌子。
检查组虽然工作时间不长，可查起来并不心软。他们也需要反面典型。詹校长说，某次被抽查时，他们质问他为什么平均一个孩子一餐要吃三两米。詹校长费劲解释乡村孩子油水少（据我观察，他们对米饭、洋芋的热情也远远大于素菜、鸡蛋）、家里又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对方才没有追查。去年秋季大检，另一所村小的校长被记了过，因为食堂坏了个灯泡，构成了“消防隐患”。
蒋副校长匆匆收尾后，中心校的庞老师就上台了。PPT 显示出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填年度安全评比要用的，大家手机扫码下载一下。”
“登录进去，先点这里，”庞老师环顾四周，停顿了几秒，“再点这里，就可以看到年度安全信息填报。中心校已经全部填完了，我把模版发QQ群里，大家改下学校名这些就行。每填一项，最顶上的进度条就会加对应的分数。”投屏显示，中心校的安全指数达到了100分。
系统里待填的问题有三十多项：“是否有专职保安，并配备保安器材八件套？此处上传相关照片”——对于教师只有个位数、连个代课教师都常请不起的村小，这当然是天方夜谭——“有无学生溺水事件紧急处理预案？此处上传预案文档”——我想起一位编制内老师告诉我的，去年夏天经过五天防溺水培训，她拿到了救生员资格证，只是至今还不会游泳——“有无每季度地震预防演练？此处上传相关照片”——这倒是个实用的要求。这里位处断裂带，十年前的暑假发生过一次强震，我们村小当时有9名学生丧生。我又打开群里的文件，并不意外地，找到了中心校替我们拍好的地震演练照片。
这可能是真正可怕的事：安全问题、素质培养、资源调配，这些教育工作的目标被它自己的繁重形式掩埋了。我们越疲劳、越负责地完成任务，就有越多的精力消耗在与目标无关的事上。数字化管理的结果，是 9 所村小的老师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靠着同一份模版都得了满分。
03
全县财政收入只够所有公职人员的两个月工资。听一位县教育局的官员这么说，我有些惊讶，偷偷在桌子下拿出手机搜索。政府网站显示，前一年全县总支出48亿，一般公共收入4亿，加上上级补助的38亿、债务转贷款的4亿和一些零碎款项，才勉强实现收支平衡。官员接着说，正因如此，他要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志愿者特别表示感谢。
这是去年8月，我到本县的第二天，开完这场座谈会就要分派到任教的乡镇。前一天我和同伴逛了逛：县城倚靠着一条大江，水面深邃平静，因为下游不远那座新建成的大型水电站正处于蓄水期。“高峡出平湖”是当地人如今最骄傲的景观，在此之前，这里出名的只有偏远、贫穷。他们感谢政府为水电站移民修建了崭新的安置房，也抱怨前几年随建设而来的外地人拉高了物价。
下午，汽车载着我们沿悬崖向更高处行进。悬崖下是金沙江蔓延的支流，它们夹杂在高耸的青山之间，没有在河边冲击出一寸平原。偶尔跃出的村庄并不成片，而是垂直分布的一簇簇房屋。三个小时后，几百米长的白色建筑出现在一处相对平坦的山腰，这便到了乡里了。
在小饭店和几位当地教师吃完牛肉干锅，杨书记又邀请我们到他的宿舍再喝几杯。他长得俊朗，黑发浓密，白色短袖衬衫配西裤皮鞋，普通话也标准，颇有语文名师风范。同去的还有姚书记，和一位身材短小、戴黑框眼镜的附中政治老师。
酒过三巡，每个人都谈起往事。姚校长一边用砖块为大家砸开山核桃，一边说到自己的家乡。那儿离县城附近的水电站不远，还在建设时，村里人常去工地偷废弃的建材边角料，不少按当地标准“发了财”。超出经验的还有工程带来的污染：他父母种的蔬菜，那几年总有一层洗不掉的灰尘，只能把外皮剥了再吃。
政治老师回忆十几年前自己刚毕业，一意孤行去广东打工，“一个月挣好几千块，那在当时可不得了。”但家里人总催他回来找份稳定工作，他架不住劝，考了本县的乡镇老师。现在形势变了，大学生难就业，抢着进体制内；他呢，人到中年评上了职称，近年国家的教育扶贫补贴又发得多，一个月能拿一万出头。“虽然这里落后点，但日子还是过得可以的。”这个转折里没多少遗憾的语气，更多是有意收敛的满足和炫耀。
杨书记中途接了几个电话。一位老师想调换下个学期分配的岗位，另一位则要请个长假。面对这些变故，他在电话中语气轻松，时不时大笑起来，口音也切换回了方言。无一例外地，他用“决定已经做出了，但我尽量再帮你调整”的辞令结束了对话。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开学前两天仍在调兵遣将。“当领导就是这样，你帮助、提拔了别人，别人觉得那是因为他自己努力；他的工作遇到点问题，就觉得都是你造成的。”杨书记扭头对我们说。
回到讨论中，他也追忆起青春岁月：从师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村小，那时他年轻气盛，和担任村长的当地“村霸”起了冲突。后者断了学校水电，他差点就此辞去教职。他又从快手里搜出照片给我看：红褐色的土地上两间砖砌的平房，周围不见任何植被。这是网友最近拍的那所村小，一副废弃已久的模样。“我性子直，常得罪人。”他补充道。
“那您现在还当上书记了。”我说。
杨书记轻笑一声，语气带些忿忿：“三十七岁前我都没当过领导，连个期末考试阅卷组的组长都没当过，就因为班子里的人不信任我。”
再见到杨书记和姚校长，他们离我远多了，模样也严肃得多。两周后的教师节，在地震后新修的乡政府大礼堂，他们在主席台乡委书记和乡长的两侧正襟危坐，台下是上百名的全乡教师。这场教师节表彰大会的大多时间波澜不惊，直到乡委书记发言的后半程，他话锋一转，放慢语速，嗓门也高了几度：
“我们的人民教师队伍，既然为人师表，就要注意自身的道德素养。那些喝完酒去上课的、在外面做生意不管学校的事的，我不是不知道。你们还配当老师吗？以为有个编制，就高枕无忧了？
“还有那些越级举报的，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知道吗？教育系统天天弄这些幺蛾子，不认真把教学质量抓上去，成何体统！我希望，今年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事！”
后来，我才从各种闲谈中拼凑出事情的轮廓：中心校的张副校长，于本乡就职多年，在当地老师中更有威望和人脉。县里为推进各项改革，常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和校长，双方一有冲突，当地老师便会用假期安排违规等各类事由，到市里举报“空降”的领导。6月才调来的杨书记和姚校长，已经是中心校这三年换的第三套领导班子。
撤点并校，是“空降”领导们要推进的重点任务。因为人口外流和出生率下降，村小的学生越来越少，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的“撤点并校”也进行了一轮又一轮。8月底，赶在新学期开学前，新领导们做出了撤并所有村小五年级到中心校的决定。而按最新的规划，五年后全乡的村小将从9所收缩到3所。
学生只能离开家，去条件并不宽裕的乡中心校或村点大校，早早开启寄宿生活。对于家长，这意味着额外的交通和食宿支出，甚至有少部分会选择到乡里陪读（乡里超市门前的广告：“招聘足疗技师，适合带孩子上学宝妈，工资面议”）。也有专家指出，寄宿制可以免去孩子每天一两个小时攀爬山路的上下学时间，集中资源办大校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水平。
大家都明白是钱的原因。如果把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学生的村小合并在一起，所需要的教师数量就会大幅减少。而在我们县，教师薪资是笔不小的支出，勒紧裤腰带后的“上面”也不见得能一直输血，来维系巨额的教育帮扶补助——新一年，詹校长的工资直接降了一千多。可到时候，被撤并掉的村小教师去哪里？
临近期中，杨书记的车开到了我们村小。他从后备箱取出一箱又红又亮的苹果，自己抱到二楼的办公室说送给大家，又为每个教师削了三个。一番寒暄后，用委婉又不容置疑的语气，他向詹校长提起了撤点并校：“我们目前的规划是每一年并一个年级，不过像苍坪这种只有二、三十学生的，应该明年就撤了。你们学校总人数也不多，可能也就两三年。还是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要跟家长提前宣传……”
詹校长嘴上说着好。事实上，去年开学前，他给村里不少人家打了电话，劝他们只要有年满4岁的孩子，都可以送来上学前班。杨书记，则到每所村小都送了一箱苹果。
04
在多媒体教室的临时主讲台上，杨书记拉过台式话筒，要最后说两句。他先提起的是自己事务繁忙，昨晚还在派出所熬夜协助处理翻墙逃学的附中学生。“在这里的半年，比我之前在永平镇两年还累。”他说。结束了这有意无意的抱怨，他又将话题引向那起众人皆知的事——最近中心校一位教师把学生打受了伤，家长正找学校索要赔偿。
体罚在乡村教育中是件复杂的事：文件明令禁止，但教师们向来认为“先进”的教育理念不落地，还将隔壁“本省衡水”谈湖县的教育成就归功于打得狠；学生在常有体罚甚至暴力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稍长大些不少也会开始骂人、打架，较轻的惩罚措施很难对他们产生震慑；家长大多认同体罚，我学生的父母就常对我说“在学校不听话你就拿条子狠狠抽”，可也很难接受孩子被真的打伤。
“首先我要跟大家统一一下，这不是‘体罚’，是正常的‘教育惩戒’。”杨书记一下就为事件定了性。“我们也跟家长说了，想要解决就走法律途径，不然学校是不可能给一分钱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认真教书的老师被诬陷、被委屈。”
杨书记的恩威并重，从来不是没有来由。“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最近蒋副校长正式当选了中心校的副书记，党务工作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来，蒋副校长。”
蒋副校长冲大家笑了笑，接过话头：“我们一共三个支部，今年有一个支部被评成了‘后进’。想把这个帽子拿掉可太麻烦了，要交太多太多材料。那我想，明年要是苍坪这几个学校撤掉，我们也就向上面申请撤掉一个支部，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没等听众回过神，杨书记又切换了话题。“今天说的这些，每个学校回去都要认真学习、贯彻。安全是学校的生命线，要是出了问题，我们就都别想干了。”
“上面就是一根针，随时都会扎下来。”杨书记的总结铿锵有力。
会议结束了。从多媒体教室出来天色将暗，眼前由近及远，是一片水泥篮球场，一排铁丝围网，和远处墨蓝色的天空与山峦。到乡里的第一天晚上，姚校长曾与我们在这片篮球场散步。他指着铁丝围网说它们让他头疼：安全巡视组说围网太高，刮大风时有倒下来砸到人的可能；可要是太矮了，又会有寄宿的学生半夜翻出去。他又指着一处难以看清的山谷，说一条规划中的高速公路要在那里设置出入口，通车之后，这个偏僻乡镇也可直通宜宾、再达成都，只是目前施工进度远不及预期。
当时的我初来乍到，只觉得山风习习、星夜静谧，围网阻拦了我观察美景的视野。而现在，和其他村小老师一样，我和李老师也要赶紧去仓库搬东西。报完帐的詹校长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开车来一趟乡里不易，要把握住为数不多的，能从中心校拿点 A4 纸、新椅子和消防器材回学校的机会。
（文中人名、地名经模糊处理）
// 撰文 熊韧凯
题图设计 孙毅
编辑 chen //
